爱华网系列专题：《草根才是主流》
这两个工人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同？因为Craig Jones背后没有工会，Robyn Gray则是工会会员。在匹斯堡，强大的清洁工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要求他们所谓的“生存工资”。其哲学是任何干全职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能力养家糊口。结果，Robyn Gray的小时工资比Craig Jones高一倍，再加上各种福利和稳定的工作时间，其真实收入比后者高六七倍！ 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出来叫喊：高薪伤害经济！那么让我们看看高薪是如何伤害经济的吧。在Robyn Gray生活的匹斯堡，清洁工聚居区的住房拥有率和高中毕业率在最近二十年稳定上升。到2005年为止，这个穷区的57%的家庭自己购买了住房。在过去三年，匹斯堡的中等家庭年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从39643美元上升到40699美元。 再看看Craig Jones住的辛辛那提。几年前的辛辛那提骚乱震动了世界，相信中国的电视观众还记忆犹新。Craig Jones所住的城市西部地区，犯罪率奇高，毒品贩子遍地，乃至像Craig Jones这样一文不名也会遭抢劫。76?5%的五岁以下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收入仅9759美元。 老实说，我并不那么同情美国的穷人。人均9759美元的年收入并不值得抱怨。我们一家曾在那样的水平上生活过，艰苦确实艰苦，但过得很幸福，孩子也教育得很好。这样的贫困不是犯罪的理由。但是，像Craig Jones这样的人，一年收入也就六千多美元。如果两个这样收入的家长养一个孩子，人均也就四千美元，很难维持。他们面临的根本不是先富后富的问题，而是根本富不起来。当一个人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根本没有前途时，他凭什么要尊重这样的游戏规则呢？ 与此相对，Robyn Gray和丈夫的收入加起来，快五万美元，接近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结果是孩子都上了大学，下一代不会当清洁工，两代之间完成了产业提升。再看看这种高工资对企业的影响。在辛辛那提，清洁工年周转率是300%，也就是说大家干几天就走。在匹斯堡，清洁工的年度周转率仅是上一个数字的十分之一。大部分人愿意留在任上。结果，清洁公司用于招聘和培训工人的钱就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宏观的经济效益。匹斯堡的清洁工区已经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孩子能读完高中，不少上了大学。治安好，警察需要得少，进监狱的也少。要知道，美国一个低级警官的收入至少也得四五万，高级警官常常挣到十万上下。监狱里关押一个犯人，年消耗也要两万多。在辛辛那提Craig Jones住的区，一半以上的黑人没有全职工作。许多人进了监狱。那年骚乱时，暴民与警察对打，该市警方不得不要求增援。还谈什么经济效率。 我从来不怀疑，主流经济学家们总会计算出许多数据，证明最低工资的法律要求对经济有害。但是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大多是有最低工资的法律条款的。那里的老百姓不唯经济学家是听，觉得自己日常的生活经验更靠得住。经济学家定义的效率，往往过于狭隘，只局限于就业率等几个最常规的数据。他们很少考虑犯罪，辍学率，毒品，乃至公开的骚乱对社会的消耗。这就是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并不认为通过最低工资等行政命令手段能解决贫困问题。但是，职工组成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是保障他们权利的有效手段。政府的职责，是提供这样一个人人都能维护自己权利的竞争秩序，使每个人都觉得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维护现有的游戏规则。 这才有所谓社会稳定。当大多数社会成员不希望维护现有的游戏规则时，所谓经济效率最终不过是镜花水月。 中外富翁的财富观念 中国的富人为什么不捐钱 中国的富人不像西方的富人那样捐助社会公益、扶植弱势阶层，这已经成为时下公共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遗憾的是，人们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多从文化的角度着眼，很少涉及制度安排对富人行为的影响。去年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发表宣言：“不要向富人开枪”，把老百姓对富人的怨恨归结为非理性的愤怒。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健康的市场经济运作背后的社会、政治过程的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