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对话经济学家王忠明：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中趋缓，人们对于发展速度的预期正在变成现实。“假如‘快’的消退，正内含着‘黑色GDP’的消退、‘血色GDP’的消退、‘水分GDP’的消退，意味着壮士断腕般的挤水分，意味着粗放型增长模式（路径）濒临终结，岂不快哉。”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指出，剔除掉经济增长中的种种不良消极因素，就一定能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更趋优化、健康，从而给人民大众增进更多福祉。 的确，王忠明的判断充满哲理：从速度层面看，今后一个时期要致力稳住“不快不慢”或者“不紧不慢”的增长节奏，这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自觉、战略定力，不仅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和增强信心，为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以及改善企业经营和财政收入状况提供必要条件；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营造深化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调结构、转方式”上来，放到实实在在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其背后是一种辩证法。 “从长远看，我们确应尽快学会或适应慢慢地‘慢下来’，因为，30多年平均高达9.8%的增长不可能老是持续下去。随着‘快’的消退，涌流出来的应当是丰沛不竭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对话中，王忠明不无诗意地说。 “快”与“慢”的辩证法 朱敏：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趋缓，我们一些对发展速度的相关措辞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快速发展，到现在的平稳较快增长，这种变化应该如何解读？ 王忠明：过去的“加快发展”、“快速增长”……此类语汇充满“快”意，对急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中华民族来说，至少已是几十年居高不下的“关键词”了。一谈经济增长，岂能不言“快”、不求“快”？几乎只有大干快上，才算是有精神，才像个搞改革开放的模样或状态。于是，一路高歌“快”进，业绩不可谓不大，变化不可谓不大，但生态破坏等问题似乎也在堆积，还有各类矛盾加剧，以致到了“十一五”，微妙的变化开始发生，通常所言经济发展要“又快又好”，转身换了个语序，改成“又好又快”了。更为彻底的是，还没进入“十二五”，“又好又快”也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而庄重退席。此后，代之以“平稳较快增长”之类的提法，终究都难有大“快”人心之效果。或许，不再强调“加快发展”、“快速增长”云云，正是为了强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要开足马力加速提速。 朱敏：的确，中国人已经长时间习惯于高速快速，习惯于“八九不离十”，甚至习惯于两位数增长。特别是当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后，除了亚洲金融风波等特殊原因而被迫降速的个别年份外，哪有过主动或自愿拉低增速的历史记录？ 王忠明：我以为，上届中央政府最有勇气的举措之一，就是2012年年初将当年的GDP增速确定为7.5%。这种调低的根本目的，恰在于进一步调高全社会的质量效益意识，在“调结构、转方式”的意义上转入一个全新的拐点。 统计表明，去年“破8”已成事实，执行结果是7.8%。而本届中央政府开局之年仍将GDP增长定为7.5%左右，这实际上预示着我国中长期宏观经济运行，只要不出意外（比如严重灾害或战乱后的重建等），那么，很可能将“快”永久性地消隐于有关增速的刻意表述中，也就是说，追求“快速增长”的时代将为“适度增长”、“平稳增长”所接替。 朱敏：这种“接替”已经形成共识了？ 王忠明：宏观经济保持适度增长、平稳增长而不是快速增长，作为一种共识，正在形成；作为一种常态，已别无选择。只要我们真正向往科学发展，真心希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义无返顾地去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去适应这样一种常态。 如同先前一个时期“加快发展”、“快速增长”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甚至合理性一样，当今国际国内的现实发展环境及其内在规律，也已注定我国将长时期地面对或承受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此即所谓“趋势性放缓”，从而深刻地改变或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要求与主要目标的设定。 朱敏：看来，这要求我们尽快确立“去高增长”思维，破解“高增长依赖症”，转变求快不求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路径），用新的思维、新的方式去打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 王忠明：是的，姑且不论其他变量，仅就越来越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数（2012年约为52万亿）而言，我们也得认可增速趋缓是一种必然。今后，某些地区，比如中西部某些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依然有个“加快发展”、“快速增长”的紧迫任务，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必须强化质量与效益意识，断不能只图一“快”了之，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至于全国范围，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强调以适度增长、平稳增长替代快速增长，则为大局眼光、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所维系。 朱敏：的确，只要不出现雪崩式的颇具破坏性、灾难性的剧烈下滑，有点减速又何妨？ 王忠明：历史演进到了今天，应当赋予速度以新的内涵了。当全国上下着力追求的是另一种回归理性的速度，看起来较前稍慢一点，但它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那么，恰好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及风险，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用好用足整个发展长周期——也就是战略机遇期。 朱敏：话说回来，您认为经济增长目标为7.5%或7.5%左右，究竟是“快”还是“慢”？这样一种增速定位，对中国当前和未来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王忠明：虽相对以往不再是“快”，但也不是绝对的“慢”。这种增速定位，依然表明我国还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依然还处在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光明前景所内在决定的“准高速”或者“中高速”发展阶段。任何一种“走衰”、“唱衰”性的分析判断，以及悲观情绪，都是缺乏根据的。从速度层面看，今后一个时期要致力稳住“不快不慢”或者“不紧不慢”的增长节奏，这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自觉、战略定力，不仅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和增强信心，为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以及改善企业经营和财政收入状况提供必要条件；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营造深化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调结构、转方式”上来，放到实实在在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假如“快”的消退，正内含着“黑色GDP”的消退、“血色GDP”的消退、“水分GDP”的消退，意味着壮士断腕般的挤水分，意味着粗放型增长模式（路径）濒临终结，岂不快哉。剔除掉经济增长中的种种不良消极因素，就一定能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更趋优化、健康，从而给人民大众增进更多福祉。 从长远看，我们确应尽快学会或适应慢慢地“慢下来”，因为，30多年平均高达9.8%的增长不可能老是持续下去。随着“快”的消退，涌流出来的应当是丰沛不竭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民营企业应“蓄发相变” 朱敏：全国工商联每年都对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进行发布，去年您给的评价是“蓄发相变”，对于这四个字您是如何理解的？ 王忠明：所谓“蓄发相变”，就是该蓄势则蓄势，该发力则发力，蓄发之间，恰可见英雄本色。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无蓄而发，或者发而不蓄；当然，也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只蓄不发，或者为蓄而蓄。 民营企业本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生俱有的弄潮儿或内生力量，因而才是真正的“体制内”。对于市场及其风云变化的灵敏嗅觉，决定着民营企业必须崇尚蓄发相变，甚至可看作是一种本能。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重影响，国内外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明显加大，对此，蓄以守势、慎以发力，自然成为广大民营企业普遍采取的风险管理取向。
朱敏：当前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如此突出，深化改革开放面临进退两难格局，硬要民营企业都逆势而上，谈何容易？ 王忠明：我们从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看到了“增速放缓”这一基本特征，即户均营业收入186.14亿元，增幅较上年的47.48%低14.23个百分点；户均企业资产155.41亿元，增幅较上年的50.90%低18.81个百分点；户均利润8.77亿元，增幅较上年的32.84%低20.67个百分点；而“增速放缓”又与总的营收规模（93072.37亿元）、资产规模(77703.52亿元)、利润规模(4387.31亿元)继续有所增长相并存，积极地看，这与“稳中求进”的宏观要求相吻合，是沉稳状态，似又夹杂些探头探脑的迷茫与谨慎，但决非颓势。 朱敏：假如民营企业“沉稳”更多是出自“坚信”，才是宏观调控中最有价值的“软着陆”吧？ 王忠明：科学发展，倘若可从纵横两维来认知，那么纵向既为持续发展，横向即为均衡发展。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能没有跌宕起伏，也不可能都齐步走。但是，如果在基本面上不具有持续性，也不具有均衡性，必无科学发展而言。从“均衡”视角看，它与“持续”还有极大的关联性。一般而言，凡持续必均衡，不均衡便很难持续。因此，追求均衡发展，对站上新的历史起点的中国经济社会（即从基本结束贫困时代、普遍告别温饱阶段转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部分省市还要率先实现现代化）来说，便显得分外重要。 均衡发展的经济学意义，主要在于给出投资导向，勾勒资本及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运营走势，以及产业领域、地区经济中社会平均利润率相继浮现的路线图。近年来，落实科学发展观，人们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发展平衡问题尤为关注。这都涉及投资走向。中国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待举，无不需要投资拉动。现在注意到了投资、出口与消费三大“动力”之间的结构平衡，这是明智的、理性的，然而，在中国这么一个地区差异极大、产业结构相对（相当）低端化的发展中国家，要又好又快地走向现代化，恐怕永远不能偏废投资的能量与价值。作为计划经济遗风的“投资依赖症”绝对不可取，但是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民间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则具有出口与消费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从投资角度看，出口与消费不过是它的延伸或“供给”。因此，即使当下多么看重消费拉动以及稳定出口，投资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依然是主要发动机，区别仅在于投资方向能否更趋科学、合理。 直面“放心”短缺的时代 朱敏：“现在，中国缺什么？”“好像什么都不缺，就缺‘放心’。”这是一位澳大利亚人与一位中国留学生的问与答。对此您怎么看？ 王忠明：我惊叹于后者回答的尖锐。从“短缺时代”到“过剩经济”，从“中国制造”到“世界工厂”……30多年来，中国不断被定义着，而不争的事实是，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确实越来越丰富，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确实“供给”看旺，似乎啥都不缺，甚至啥都过剩了；不仅如此，一波又一波的“走出去”浪潮，还使中国货、中国话、中国人几乎到处都可买到、听到、看到，遍及全球各个角落，难怪外国人要问你们中国还缺什么了。然而，谁曾料想，我们已然进入了一个新的短缺时代——独缺“放心”。 朱敏：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多地生产“特供酒”，比如“人民大会堂特供酒”、“15年陈武警专供酒”等，成本仅几十元，标价则高达几千元，但皆为假冒，令人咋舌；披着桶装水外衣的自来水（长沙“润之源”饮用水厂出品），竟以纯净水的高价出售；羽绒服添加或充斥低廉有害“飞絮”（由鸭毛、鹅毛甚至鸡毛粉碎而成），以压低成本；锅王“胡师傅”号称使用航天材料以及无烟、不粘锅，实际上只是一口普通铝锅；多家超市销售染色小麦馒头、玉米面馒头，有的还销售回收来的过期馒头…… 王忠明：面对这种种乱象，人们怎能不谈“食”色变、谈“物”色变呢？它们大大增加了消费者对衣食住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环境的疑虑与忧虑，剥离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度。 在市场经济中，一家企业要谋得长远利益，最应致力去生产与制造的，恰恰是眼下显得颇为稀缺但又为所有消费者期盼的“放心”（放心肉、放心菜、放心药等等）。这既是法律底线，也是道德底线，更是企业家最起码的一种理智或明智。 如果挖空心思甚至不择手段地图谋蝇头小利，就会远离“放心”二字，最终也会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质疑、所厌弃。作为市场秩序的主导力量和监督者，各级政府务必高度重视“放心”短缺问题，适时控制其危害，还“放心”、“省心”、“安心”于公众，否则，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显然需要像治理酒驾、治理懒散奢侈作风那样痛下决心，拿出勇气和胆魄来，以唤回社会良知、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与幸福指数。 放宽了看，其实不只是“吃”的领域充斥着苏丹红、毒胶囊、毒豇豆、毒牛奶、问题蜜饯等，其他各行各业，比如IT业、房地产、建筑、金融证券业乃至慈善公益等方面，也都险象环生；那些网络水军、删帖公司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有计划有组织地虚构事实、左右舆论与民意，肆无忌惮地乱搞一气；连踢足球也是昏哨、黑哨满场吹，无怪乎人们焦虑重重，感叹当下中国已很难再有“干净”处所了。 朱敏：这不正是“独缺放心”的真实写照吗？ 王忠明：从诸多恶劣案例看，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一些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铸就了利益链条，养痈成患，极有可能造成每况愈下的严重困局。这是仅仅只期盼过放心日子、安心日子的善良公众们最无法忍受的。 然而，即便雾霾蔽天，我们也宁可相信云开日出为期不远，而且依然要避免出现以偏概全的分析判断，更不能悲观失望。其中，有两点尤其要把握准确。 朱敏：能否简要阐述一下是哪两点？ 王忠明：一是让舆论监督日益发挥作用。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可能一个又一个领域、一个又一个行业都会被失信失德者、不法分子们所染指、钻空子，但幸运的是，他们又无一例外地被传媒所揭露所围剿。这正说明我国传媒变革、新闻作用的逐渐到位，是舆论监督贴近现实、有所发力的积极表现。 治理“放心”缺失、欺诈横行这样的社会问题，只有依托各种令人放心的正面力量，包括作为人民喉舌伸张社会正义的传媒力量，不回避、不掩饰、不捂盖子，使欺诈者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才能让“放心”逐一回归社会。 二是仍有一批优秀企业坚持“供给”放心。在市场供求关系中，供给“放心”原本是企业的基本觉悟以及最起码的产品（服务）要求。它相对于质感、美感等文化要求而言，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无此便谈不上其他附加值。正因如此，它又具有企业的生命线意义。难怪巴菲特如此强调说，“让公司亏钱我还能理解，但如果让公司名誉受损，那我将毫不留情。” 令人欣慰的是，有不少在市场竞争中一步一步壮大起来的民营企业，致富思源，始终心系公众需求，坚守法律底线与道德底线，相信“诚信经营换来的价值是受用不尽的”，坚持以输出“放心”为己任，展现出“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时代风范。 正是这样一批在“放心”普遍缺失的背景下依然能够恪守应有品格而源源不断地“供给”放心的企业，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照暖了人们脆弱的情感世界，拯救着陷入危机的信心与信任。 朱敏：社会应当给予这样的民营企业以更多的敬重。 王忠明：对！就像水容易被污染，而要把污染了的水重新“洗”干净，则需付出百倍的努力一样，精神世界一旦被污染尤其是大面积污染，倘要清除干净，是极费气力的。今天，我们要重建令人放心的市场秩序，也必须多管齐下，舍得下大功夫综合治理。 朱敏：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治理的举措？ 王忠明：首先，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以及高尚道德教育，提高全社会的伦理水平。 其次，要奖惩分明，一方面要加强对守法守信企业的典型宣传，鼓励“优质优价”，使之获得较高的诚信溢价，发挥激励诚信至上的“胡萝卜效应”；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惩戒机制，以霹雳手段加大“大棒”惩处力度，让一切胆敢失信、败德的人（包括黑恶势力以及草菅人命的腐败官员）对公众的诚信诉求真正产生敬畏，此为当务之急； 此外，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和行政措施，也要配套跟上。近日，美国纽约发明了一种油脂拦截器，安装到餐厅、酒店的排水管道处，污水经过时，可将油和动物脂肪过滤下来，指定专业人员回收，统一用来制造燃料。纽约市商业诚信委员会和环保局规定，谁不按此执行，私自售卖地沟油，一经发现，将处以巨额罚款乃至停业。这说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狠下决心集中整治，“放心”缺失问题是一定能找到缓解乃至有效扭转的办法与出路的。 朱敏：十八大为全国人民描绘了光明前景，无论是小康中国、美丽中国，还是廉政中国，最终都离不开“健康”二字。 王忠明：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应当是越来越有序、越来越纯净、越来越和谐的，每一个生活在这一国度中的人都将越来越广泛地拥有获得“放心”的权利与切实保障。对产品与服务的各类供给者特别是广大民营企业而言，更应明智地看到，道德风气恶化，只能导致灭顶之灾，哪怕可得一时一地之利。比如三鹿集团、三株公司、秦池酒业等企业，无一不是在短暂辉煌后因道德溃堤而迅速灰飞烟灭的。而真正聪明的企业，是向往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因此，也必然是乐于让社会永远感受到放心的企业，是明白“惟有获信于民，企业才走得长远”真谛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