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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草根才是主流》
学者当然和商人有不同之处，也不应该“迎合”任何人。但是，学者难道不应该“满足”公众的需要吗？难道不应该有“说服”公众的义务吗？实际上，张维迎对市场经济，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在他口口声声的“西方”的“理性社会”中，市场经济有两个面向。第一是产品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第二是思想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自由竞争。理解第一点容易，理解第二点却难。但是，不理解第二点的社会，对第一点也难以落实。 这第二点的要义是什么呢？Josiah Ober在《民主雅典中的大众也精英》一书中讲得很清楚：精英必须通过向大众兜售自己的主张来获得政治权力，来实现其政治理想。大众也许并不具备精英所掌握的知识，甚至有非理性的本能；但是，大众有判断能力和最终的选择权利。不同的精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摆在他们面前，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代表公众利益，就像厂商兜售产品一样，每家都说自己的东西最好，而且借助了种种调动人们非理性情绪的手段，包括耸人听闻的广告，华而不实的包装等等。但是，民主社会的公众，就像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会选择最佳的产品一样，最终还是有能力选择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主张。Ober的结论也很清楚：就像消费者会受骗一样，公众也有上当的时候。但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社会，最终能做到优胜劣汰，让最好的产品胜出。同理，一个民主社会，也最终会通过思想竞争，让最符合公众利益的主张得胜。精英与大众的沟通，也就成了民主社会的基石。 看来张维迎并不懂这个道理。他懂的是中国皇权时代的规矩：大众不是思想竞争的仲裁者。迎合大众会为人所不齿。那么，谁掌握着真理，占据着道德高地呢？那就是通过了科举考试，被皇帝赏了官的人。在今天，则是那些拿到了某些学科的学位，比如经济学博士，并且成为教授，院长的人。这些人叫“学者”。他们的主张就是真理。老百姓懂什么？还不赶快闭上嘴巴，让学者来给大家来洗脑！ 这也难怪，张维迎竟公然宣称：“当我们评价一个学者的时候，不能用代表哪种利益的标签——只有对政客才能问这样的问题。”在皇权时代，一个考中科举，饱读诗书，而且被皇帝老子任命为某品官的士大夫，即使自己受贿走私，奏上去的折子也绝对是代表“天下”的利益，而不是既得利益。你要没有读过书，就没有资格质疑他这一点。而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规矩就不同。比如，哈佛著名的经济学家Andrei Shleifer受命设计俄罗斯的私有化计划，自己同时在俄罗斯投资。结果怎么样？人家不像张维迎所说的那样去看他的方案是对还是错，而是马上把利益集团的标签贴在他头上。美国政府也立即对之进行起诉，最后他赔了200万美元了事。连雇用他的哈佛，也跟着赔了2650美元。几年前在华尔街由安然倒闭引发的一系列丑闻也不例外：所有从陷入丑闻的公司的拿了钱的政客，都要退款，洗清自己。那些拿了钱的学者，也要一样行事。什么叫“只有对政客才能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学者拿了人家的钱，又不许别人问自己是否代表了给他钱的人的利益，这是不是有点太无耻了呢？ 张维迎引用杜维明先生的话说：“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西方的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如果张维迎还觉得自己是个学者，并且一定要顶着学者的头衔发言的话，最好不要在没有接受历史训练之前就修改历史。理性社会的形成，不是靠思想家或学者的理念的实现和普及，而是靠越来越多的大众能够参与权力博奕。因为能够参与博奕的人越多，形成的游戏规则就越有普遍性，越能为大家接受。正如Richard Lachmann在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一书中所指出的，近代欧洲的起源，在于旧时代的统治精英发生冲突，使越来越多的下层集团借机参与博弈，表达自己的政治利益。那种“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的“理想社会”，常常是从事各种社会乌托邦的实验的疯狂社会。你就是不读历史，但只要在20世纪中期出生，也应该能闻到这种精英主义的血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