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草根才是主流》
当然，还有张维迎教授的著名宣言：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简单地把这话翻译一下，就是涉及老百姓生活的重大经济政策的实施，只要几个专家觉得正确就行，并不需要经过老百姓同意。
一位叫王正鹏的先生甚至在其财经评论上这样写道：“民粹主义已经完全抬头，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电子民主机会，如果一旦打碎精英的理性话语关照，公众就会在到联网这样一个情绪的媒介上形成票决的共识与合谋，即而将之票决为一种社会思潮，并且可以大范围流行。在上个100年中，1930年的代欧洲纳粹主义（一种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复兴社思潮如出一脉；1960年年代的中国红海洋与德国校园运动、法国红卫兵与南美的革命理想主义不约而同；1990年代的所谓的恐怖主义在欧美世界的斗争棋出一手。”请看，有人竟用“恐怖主义”来形容老百姓的意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声称要坚持改革的人对改革的大讨论不是感到兴奋，而是感到恐惧。他们不是热切地寻求和对手辩论、在交流中获得启发，而是把各种不同的对手都归结为反改革的人士。吴敬琏先生就提出“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的问题，称反对改革的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也就是这样，改革的辩论，被这些人简单地化约为“姓资姓社”的辩论。甚至约我写稿的媒体，拒绝刊登我批评自由派人士的文章；另有些编辑私下和我沟通：“薛先生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这里有些特别的脉络您不清楚。”一句话，他们希望这场论战不要这样进行下去了。否则，我就会卷入“姓资姓社”的争论，就会被反改革的人利用。 对于这些好心的朋友，我必须说：我从小受“警惕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的教育长大，我还没有那么弱智。我见过“姓资姓社”的争论。我批评自由派的文章放在网上，每篇都上百条甚至几百条读者留言。从他们的留言中，你很难找到“姓资姓社”的主题。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这是老百姓向精英集团要自己的经济自由。对改革大辩论的恐慌，特别是对互联网的恐慌，更多地说明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感到他们丧失了话语的特权、必须以相对平等的身份面对平民百姓。想想看，这些养尊处优的知识特权阶层，从来就不知道怎么和老百姓说话，更不屑于向老百姓解释涉及大家根本利益的经济政策。这是他们在民意面前大败的原因。互联网一下子使老百姓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工具。尽管这种工具还十分有限，但多少削弱了他们的特权。也许，按张维迎的逻辑，他们正等着人家来“赎买”他们的这些特权呢。 看看历史，精英怎么失去了自己的特权？不错，有些特权是被“赎买”走的。但是，这些往往是一些不赎买也守不住的特权。能够永久把持自己特权的人又不是傻子，他们怎么肯卖？真正使他们失去特权的，常常是因为精英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在精英之间的争斗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不停地在弱势阶层中寻求支持。由此弱势阶层获得了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最后赢得了相当的经济自由。 西欧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许多面向都可以这样解释。吴敬琏先生说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可能和贫困阶层结盟，这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如果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的话，这可能对改革有好处。要知道，当今中国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反改革的，有到处给人家当独董的，还有玩弄着手中的权力等着人家高价“赎买”的。这些人之间如果争斗起来，相持不下，就会到弱势集团中寻求支持，甚至展开“竞价”，看谁能拿出更优惠的条件来。在这个过程中，是强势集团不得不对弱势阶层出让自己的某些特权以“赎买”后者的支持，而不是相反要弱势阶层去“赎买”他们的特权。 如今的互联网话语结构，恰恰给中国的老百姓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些精英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必须考虑、包容老百姓的利益，否则人家就跑到对手那一边。我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就是要在新左和自由派之外，创造一种小民百姓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场理念的竞争中赢得老百姓对改革的支持。改革不一定需要精英之间的共识，真正需要的是精英之间的争斗。但是，改革要求精英学会怎么和小民百姓达成共识。可惜在这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连北也找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