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草根才是主流》
张维迎也许对经济学有敬业精神，不屑于和没有基本训练的公众讨论自己的专业。这当然无可非议。不过，真若如此，他就应该呆在书斋里，不要直接卷入公共政策的讨论，更不要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观察一下西方的经济学家就明白，有些经济学家永远呆在书斋里，不和公众对话。但是，一旦经济学家卷入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决策，就常常变成一个优秀的“沟通者”和公共关系专家。左派的例子是克林顿的劳工部长Robert B.Reich。他上电视、写畅销书，简直成了克林顿的经济事务宣传部长。右派的例子则当属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他常常在报纸上写小豆腐块的文章，“直话直说”，把自己的经济学智慧对全无专业训练的“白丁”解释得一清二楚。教育券的改革，就是他这么一手推动的。
张维迎的问题不在他的思想，而在于他作为一个死读书的人对付不了活的社会。除了经济学，他对别的事情似乎了解不多，没有制定和解释社会政策的高瞻远瞩的领袖才能。比如两年前他参与推动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把一流大学当成研究性大学，把博士课程看做衡量一个大学的尺度。这无非反映了他自己出去时关在研究院里死读书、对人家的本科生教育一知半解，只能抱着“研究”不放。现在他又来了，企图把博士班里学来的东西用在政策制定上，还自以为是“科学”。别冒傻气了。这不叫“科学”，这是“政治”！可惜，后面这一点，他的博士课程里没有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只有一肚子委屈：自己占理怎么不得人心？ 张维迎报怨“主流媒体对不同意见完全不报道，一点不同的声音都没有！”却不想想：你这么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自己在那里干什么？你写稿找不到地方登吗？为什么不费点心思对公众解释自己的主张？这次他放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的话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和何祚庥的“谁要你不幸生在中国”几乎可以同日而语。但他至今不屑于解释澄清。那你还指望公众支持你的改革吗？ 怀念“不争论”、“多实践”的日子是没有用的。“自由派”的牢骚，其实反映着他们的一个根本困境：他们自以为要建立一个自由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但是，他们的心理积淀，还是苏联极权体制下的知识精英主义和中国传统“为王者师”的士大夫精神的混合物，并对此没有自觉。在西方社会，再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果介入社会政策的决策领域，马上会想想如何说服老百姓接受自己的主张。张维迎等在计划经济中当惯了精英，自以为手里掌握着“真理”、“科学”，往上面递个本子、提个方案，掌权的人接受就行了，和老百姓有什么好商量的？老百姓有什么资格说话？所以互联网实在讨厌，把他们不想听到的老百姓的心声都释放出来了。这样的心态，使他们不适合在一个大众化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中生活。随着改革的展开，他们必然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才恨不得要有些言论管制，为他们的知识特权“圈地”。 可惜，天下没有强迫的“自由”。自由市场，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自愿参与的基础上的。如果你不能说服人们按你制定的游戏规则来玩，乃至必须使用强制手段，这还叫什么自由经济呢？ 张维迎们应该想一个基本问题：是用自己的经济学训练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回到书斋当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搞“科学”研究？如果选择后者，我相信张维迎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毕竟现在中国几乎已经没有老老实实呆在书斋里的经济学家了。如果选择前者话，那就要学学怎么跟公众对话。如果既不懂得如何跟公众对话，又不肯老老实实回家做学问的话，那么给改革帮倒忙的，就恰恰是你们。 改革需要理念的撞击 最近关于改革的大讨论席卷媒体。这本来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却因此恐慌。2月24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公开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他进一步批判了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认为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并不是让矛盾公开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否则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