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草根才是主流》
张维迎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长文：《理性地思考中国改革》，第一节就来教训大家“学会理性思考”，“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可惜，细读他这篇“理性”满天飞的文章，联系他以往的言行，发现他既不摆事实，又不讲道理，自己和自己矛盾。他的“理性思考”，是在最不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
按他的说法，理性的思考“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也就是说，医生不能只考虑医生的利益，农民不能只考虑农民的利益，“否则，就谈不上学者的独立性”。我想，只有对人性的“幽暗”面缺乏基本的“理性”认识的人，才会讲出这种话来。看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共决策过程，哪里有这么进行的？大家都是各讲各的利益，最后把各自的利益摆到桌面上，互相博弈。越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这方面就越透明。比如，美国人几乎在各种场合，都警惕“利益冲突”。有利益冲突的人，不能参与有关决策。具体而言，你有某家公司的股票，就不能参加政府涉及这个公司利益的经济决策。这就说明，人家根本不相信人能“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理性的思考，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这种“理性”的认识之上。这也是一个良好制度的“理性”基础。 以张维迎个人来说，他能超出自己的利益或利益集团吗？老实说，对张维迎的许多自由主义的信仰，我是认同的。比如，他强调缩小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这应该是我们的共识。可是，他鼓吹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个结果就是政府给北大、清华的大笔拨款，强化了政府的角色。我为此写了一本书“谁的大学”，专门批判这个运动，提出政府必须切断对大学的财政拨款，把钱直接用奖学金的方式分给学生，让学生在市场上决定去哪个学校花这笔钱。这样，北大和新东方这样的民办学校就可以在一个平台上竞争。这样竞争出来的大学，才是一流大学。美国大学的成功，就建筑在这个基点上。张维迎口口声声地要学美国大学模式，口口声声地要市场竞争，我谈的思想按说正应该是他所信仰的。可是，他对这样的理念有所回应吗？没有。他宁愿装聋作哑。因为真切断了北大的经费，他本人的既得利益就受到损害。他巴不得我这样的主张自生自灭。 我这里并不是谴责他因为一点既得利益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换我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可能表现得更好。人都会为自己谋利嘛。应该容忍人有这么点幽暗的私心。他的问题是，他不够坦率，他不愿意承认他是为北大的既得利益说话，而是摆出一副“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的架势，一再声称自己代表“公共理性”，甚至一味为高学费辩护，说什么“学费虽高但有机会上学比学费虽低但没有机会上学更好”。他根本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他自己掀起的大学寻租运动，就是抬高学费的一个罪魁祸首。 把自己说成代表“公共理性”，小民百姓都是自私自利，他就更有理由无视老百姓的心声了。用张维迎自己的话来说：“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言下之意，他根本就反对一人一票式的博弈，老百姓的声音全是情绪发泄，读书人才掌握真理，就是应该比老百姓发言权大。你张教授不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吗？为什么不做一些经验性的调查和分析，看看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几个国家，哪个政府不是“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在那里你要是凑不够一定的支持率，就别玩儿了。张教授为什么不好好研究研究，为什么这些“被民众情绪所俘虏”的政府，往往执行的是比较理性、成功的经济政策，国家也比较繁荣？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不管离现代的民主政治多么遥远，至少“明君”还要派人下去“采风”，要从民谣中了解老百姓的情绪。“诗言志”，诗就是发泄情绪，所以决策者要倾听。张教授却口口声声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请问你摆出的“事实”在哪里？中国从古至今，什么时候有“多数人的暴政”？张维迎话里话外，仿佛中国的老百姓，都要先像他那样到国外拿个博士，然后才有资格对支配自己生活和命运的经济政策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