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草根才是主流》
张教授口口声声把“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格局”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请问：如果不触动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还谈什么改革？张教授忘了最关键的一点：改革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但必须是合理的补偿。什么是合理的补偿呢？比如一个工人，一生勤勤恳恳为一家国营工厂服务，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是，改革中这家没有效益的工厂必须关门，他是因为官僚管理的错误而非自己的错误丢了工作，所以应该得到补偿。再看看干部，虽然现在不能垄断软卧待遇，但是，每次招聘公务员都人山人海，乃至参加应聘本身还要花钱买票。在这种情况下，你连下岗工人还打发不了，怎么一天到晚想着给干部补偿呢？
张教授反复讲改革和革命之别，无非是想说，改革是避免革命或者动乱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他忘了，历史上的革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弱势阶层的生活状况恶化，他们权衡了采取各种行动的“机会成本”，觉得革命是一个“理性选择”。相反，在改革中，过去的既得利益集团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很少造反。原因是，即使在改革后丧失了许多利益，他们在社会上还属于强势集团。比如在18世纪的英国，掌握土地的绅士贵族还是控制了各种政治权力。后来工商阶层崛起，挑战他们的权威，但是他们的回应大致有二：一是呆在原来的位置上，因为那虽然不是唯一的垄断性统治集团，至少还是统治集团之一；二是利用原来的优越地位和新兴的集团通婚，或转到新兴集团中。他们最反对的就是革命，因为那会毁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些有既得利益的人，是最不愿意革命的。一个社会要稳定，就必须给所有人（至少是大部分人）一些既得利益，使他们愿意捍卫他们所获得利益的社会。这是对当今改革的一大挑战。如今中国的干部，大部分还是希望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另有不少下了海，生活得也不错。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恐怕不会担心干部出来闹事。相反，一些弱势阶层，到了一无所有、一无所失的地步，最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读不懂张教授的学问，更不明白他的心态。不知道他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怎么一天到晚担心不尊重强势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会出事，对没有既得利益的人竟可以不管不问？他到底是在改革，还是在反改革？ 自由经济还是寡头经济 有人把当今关于改革的大辩论定为“姓资姓社”之争，我看未必。我们这些从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年的“姓资姓社”之争。现在许多因为没有能够充分享受经济起飞的红利的愤怒青年，当时还不懂事。看看大家网上的争论就知道，“姓资姓社”根本不是争论的核心。这场争论，实际上反映着改革在新阶段中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选择：是要小民百姓的经济自由，还是要由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的寡头经济？ 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代言人张维迎提供了一种选择：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也就是说，关系老百姓根本利益的经济政策，不需要征求老百姓的同意，只要几个懂“科学”的专家、独董们搞定了就可以。他非常坚定地说：“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言下之意，民众所能表达的，只能是“情绪”。民众不具备精英阶层“理性思考”的能力。民众必须被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改革的目标，是“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经济政策”。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市场精英来把持政策制定过程的寡头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前途？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追溯一下市场经济的历史，看看从中能够学到什么教训。 寡头经济，特别是由市场精英所把持的寡头经济，在特定的情况下，能够创造惊人的经济效益。但是，最终这种经济会被更充分的市场经济所击败。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国家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