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草根才是主流》
这也是我不久前和周其仁辩论的一个焦点。他概括出一个“衬衫经济学”，满眼春光地歌颂大好形势：“不能不看好中国”。我则要揭示这种貌似自由竞争之下不自由的现实，以及下层社会失去经济自由的危险后果。如今，中国经济起飞20多年，沿海大城市生活费用高了。从今年开始，中国年轻人口的总量开始下降了。企业一下子面临着民工荒。在“产权不均衡”的条件下成长的企业，没有想过节省人工的问题，无法跳出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当我们的劳动力少了、费用高了以后，外来制造业自然会移师印度、越南。而我们长期对民工的歧视，使其子女很难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供应高端产业的充足人才。在未来20年，靠什么和人家竞争？
所以，即使是抛开人人平等的价值，就经济谈经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不应该忙着给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当独董。真正需要他们帮助的，是农民。产权最需要被界定清楚的，也是农民。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我们的法律能够保证他们的这种权利，就等于给了几千万家小企业启动资金。这些农民可以经营自己的土地，也可以把地卖掉，带着所得的款项进城创业。中国社会一下子有了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小业主，而不是廉价的打工仔。他们会拉动内需，他们会刺激私营企业的创意；未来世界一流大企业，也可能从他们中发展起来。保证他们的权利，才是产权改革的最大胜利。 张维迎：你是改革还是反改革 张维迎教授曾经在会上即兴发言，说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害最大的是干部，应该进行补偿，引起媒体的轩然大波。这些言论是根据未经本人过目的记录，无法严格地算做他的思想。如今，他在《经济观察报》接受记者采访，而且亲笔写了“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总算为我们了解他的立场提供了一些根据。 许多人说话时嘴没有把门的，但下笔时有许多“政治正确”的考虑，谨慎得多。从张教授这篇四平八稳的文章中，看得出他也不是例外。不过，即使是四平八稳，他的文章基本上还是证明了他那些引起人们争议的言论并非媒体炒作的谣言。张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厘清改革与革命之分：“革命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财富和权力从一部分人手里剥夺后转移给另一部分人”，“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应该使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了。”最绝的是下面一段：“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的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接着他进一步论证：对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应该补偿，否则就会以“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来代替明补。 是谁告诉张教授改革“不应该使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的？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对其庄园中的未婚女子享有“初夜权”，这个规矩被“改革”掉了后，领主是否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被改革掉后，许多白人丧失了过去的既得利益，人家得到补偿了吗？从另一方面说，黑人不是原来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按张教授的推理，在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后，他们还应该继续受种族歧视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因为他们反正过去也没有既得利益。张教授的话无非是强调，改革要补偿过去不合理制度下的强势集团，而不是弱势集团。比如，干部应该得到补偿，否则人家就该腐败了。那么请问，难道你补偿了这些干部，他们就不腐败了吗？再往前推一步，现在许多干部已经腐败了。一旦改革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这些腐败的干部就丧失了既得利益。比如贪污500万的干部，比贪污100万的干部丧失的既得利益更大。我们是否应该按照他们贪污的程度计算他们丧失的既得利益，在改革后对他们进行“补偿”、给最大的贪污犯发最高的奖金呢？与此同时，农民反正不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不该得到补偿，要永远低人一等。农产品价格上升，城里人要得到补偿，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民不该得到补偿，因为他们不属于既得利益。请问，计划体制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稳定，怎么就不算是农民的“既得利益”呢？农民要是让张教授这样的人计算他们的利益，靠得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