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照例应该出现“竞争战略”、“领导力”、“创新技术”、“团队协作”和“组织变革”等用语的管理学著作里,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又一次让人感到了意外。他不仅对这些“显词”只字不提,甚至连“今天”的问题都无心去谈。或许,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关注当下远不如缅怀过去或放眼未来更来得有意义。昨天,什么是自己的贡献;明天,何处是自己的归路?于是,在八年前,当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的小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Jr)倡议德鲁克写一本回顾自己50多年来管理思想的书时,德鲁克只是零星地回顾了一些过去的想法,而把更多时间用来讨论“明天”的热点问题,即那些影响未来商业走势的关键性的、决定性的、生死攸关的、大势所趋的战略问题。结果可想而知,德鲁克“爽约”了,不过因为这次爽约,管理思想史上倒又多了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
如同书名,德鲁克想做是在21世纪尚未到来,20世纪即将结束的关口把下个世纪的商业蓝图给勾勒出来。它不是面面俱到的,因为一定程度上,面面俱到则意味着面面都不到。德鲁克只选择了管理的新范式、战略——新的必然趋势、变革的引导者、信息挑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以及自我管理等六个方面为切入点。在德鲁克看来,这六点将是21世纪主要的问题和挑战。虽然大多数人们已经可以确定它们的存在、对它们进行讨论和分析以及对症下药。在某些地方,有些人可能已经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德鲁克发现,“迄今为止,能做到这一点的组织和管理人员却屈指可数”。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型时期,用德鲁克本人的话来说,“这个时期甚至比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或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结构性调整更为彻底”;一方面正如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之于当时企业的意义,德鲁克指出,这些问题也将会是一个契机,重视并且做好应对准备的人将引领潮流,持观望态度的组织也将因此可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从此一蹶不振。德鲁克虽然一再声称本书提出的不是预言,不是关于未来的臆测,可是,他的洞见却让我们依然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关于21世纪挑战的预言。
在书的一开始,德鲁克就首先颠覆了人们对管理的传统看法。他发现,从20世纪30年代正式开展对管理学的研究以来,人们都不知不觉地认为奠定了管理原理和管理实务的两套假设都是真实的,因此从来都没有去怀疑否定。但事实上,范式(paradigm)在不断地变化,尤其当知识劳动者(这是德鲁克著作中反复出现的词汇)越来越多占据劳动大军的时候,过去的那些管理理论显然变得苍白无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最终的和全新的管理范式:只要能影响组织的绩效和成效的,就是管理的中心和责任,无论是在组织内部还是在组织外部,无论是组织能控制的,还是完全不能控制的”。德鲁克对于管理新范式的揭示,至少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管理就是要取得成效;管理不是专利,企业需要,个人亦然。
紧接着,德鲁克从战略高度对管理(决策)进行了指导。在“战略——新的必然趋势”中,德鲁克一如既往地发挥着他在管理学之外社会、历史等学科的知识优势。如他在早期的一本名为《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里,作为管理学家的他却像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那样断言,希特勒最后一定会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并和斯大林缔约,终会全面溃败(由于当时没有出版商相信这一预言,以致这本书在1939年才以英文出版)。这一次,他又对21世纪的社会作出了预言,并加以“必然”的字眼。他说,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将急剧下降;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发生分配上的变化;绩效的定义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企业将参与全球性竞争;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分裂的背道而驰。这五个被德鲁克称为“新的根本现实”将会在新世纪左右一个组织的发展。譬如,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知识工作者的退休并不意味着不再工作;这些变化对企业说来,孕育着无限商机。
对于变革,德鲁克认为这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这里,德鲁克延续了《创新和创业精神》的观点,从变革的政策、有计划地放弃、有组织地改进、发掘成功、创造变革,一直到变革的领导者要避免的三个容易重蹈覆辙的陷阱、两种不同的预算、测试、变革与持续、创造未来等不同角度讨论了变革所必须的条件。按照德鲁克的说法,变革虽然不可预知,但我们应当努力追求。
信息挑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和自我管理,这三个独立的章节其实可以被解读为德鲁克“自我管理”、“目标管理”的“三段论”。就像他当年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写道的:“当一名管理者,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因为管理者与其他千千万万人一样,都是做他自己应做的工作。即使已成为一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我们仍然还有更高的人生境界。”德鲁克定义的“管理者”并不仅限于CEO、CFO、CTO等,任何一个经过协调资源创造绩效的人都是管理者。在信息的尤其倡导知识经济的时代,管理者更多是以知识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我们发现,信息挑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和自我管理形成了如下思想体系:每一个人都是管理者,同时也是知识工作者;在信息时代,每一个知识工作者和管理人员都要参与信息系统的设计,自主决定他们需要哪些信息;科学而富有成效的决策会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效率;在生产之外,知识工作者还将面临人生这个伟大事业的管理——“像拿破仑、达芬奇、莫扎特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深谙自我管理之道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功成名就的源泉。但是他们毕竟是凤毛麟角。他们及其非凡的才能和成就都是常人所不能及的。现在,即使资质平庸的普通人也将需要学会自我管理。”——当德鲁克一再提请人们反问自己我是谁、我的优势是什么、我属于哪里、我能做出什么贡献、我如何规划下半生的时候,他突然变得像励志大师拿破仑·希尔、戴尔·卡耐基。
经济、外交、历史、哲学、教育、宗教、艺术、政治评论、科技发展……德鲁克的知识已远远超出一个管理学家所要求拥有的,也因此,他善于把管理问题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之下来考察,举重若轻、从容不迫,他的管理思想中很容易找到人性的和人文的东西。“本书意只讨论管理挑战。即使在最后一章中,也只谈到了个人,即知识工作者。但是,本书讨论的变革超出了管理的范畴。这些变革并非我们个人及我们的事业所能控制得了。本书实际论述的是:社会的未来。”就这样,德鲁克又一次在他的管理学著作中以一个社会学家的口吻收尾。当更多人就管理说管理的时候,德鲁克没有。他站在社会和历史的高端,鸟瞰众生,静静地旁观,默默地思考,因此,他看到了未来,比任何人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