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万元买了一家大中型企业”说的是南京市在推进企业产权改革中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后，将改制前净资产1900万元的一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安置完832名职工之后，以200万元出售给了原5名厂领导，其中厂长一人控股51%，享有绝对控权。这在当前较典型地反映了国有企业改制的新动：即经营者持大股。如今不仅仅是未改制的国有企业正在这样做，即使名义上已改为股份制,但还是国有控股的公司，国有股东也在尝试将国有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经营者个人。那么，经营者持大股究竟利弊如何呢？
经营者持大股利弊如何？持大股符合国企改革方向朱容基总理在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企业，国家必须控股；对其他企业，不必都要控股”。这就是说，除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企业外，其他企业都可以采取多元持股的方式进行改制，国有股权可以退出控股地位或全部退出股权。一个长期困扰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代表国有资产的“出资人”没有实际到位。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业务主管部门，享有对企业“出资人”的权利，但不承担“出资人”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正在逐步退出“出资人”地位，只剩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为国有股的代表机构，办理国有股权登记和管理等工作，以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但重点也不在对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管理。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退出和国资管理部门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国有资产“出资人”形成了空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仅受政府国资部门的委托管理企业，他们同政府国资部门的关系实则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不管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厂长经理无需对企业资产增值或贬值承担个人责任，因为他们不是产权的所有者而是受委托的经营者。加上国有企业中长期以来机制不活，历史包袱沉重，需安置的职工多，劳动纠纷多，使得曾以国有资产“出资人”自居的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领导对国有企业的改制深感头痛。因此，以200万元出售一家大中型企业，的确为当地政府卸下了一个大包袱，其有利方面是显而易见的：1． 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彻底改制上述这家企业改制的典型意义在于真正实现了两个“了断”：一是国有股权全部退出；二是职工安置，国有企业最大的包袱得到解决。国有企业改制是否成功，关键就在这两个方面，即产权和人员安置。近几年，国有企业改制一直是地方政府的一块心病，职工闹事也多集中在改制单位。政府以国有股权出资人的身份，将国有土地从划拨的性质改为出让，差价部分加上企业的净资产用以安置职工，不足部分由政府弥补，这实现了安置企业职工和产权的平稳移交。但是，原企业职工的出路何在？这一现实问题又推到了改制者面前。由于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经营理念和机制上反差较大，国有企业职工对民营企业有不信任感，特别在民营企业的用工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上戒心很重。因此，无论政府还是国企职工，都欢迎原国企经营者控大股。毕竟原国企经营者同当地政府部门有千缕万丝的联系，对国企内部情况最了解，与职工关系已有了较好的基础，因此，国企老总持大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在民营企业未唱主角的今天，他们将在国企改制中最具竞争力，颇有可能成为国有企业改制的一支生力军。2． 有利于国有股权从股份制企业中退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涌现出大量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以国有企业改制组建的占大多数。这些股份制企业从董事到董事长，大多由国有股权委派的人员或者由原厂长经理班子成员担任，因此从性质上说，董事、董事长仍仅仅是国有股权的代理人，他们同国有股权的关系是代理与被代理关系。由此带来了国有股权委派的董事对企业不甚关心，即使担任经营班子成员的董事也是如此，这就造成“董事不懂事”，经营班子包赢不包亏，机制不灵活，观念不新，“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最近，要求改变股份制企业股权结构，提倡经营者持大股的呼声甚高，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股份制企业内部，都感到打着现代企业的旗号却走着老路的股份制企业已到了股权结构调整的尽头。国有股东之间也为由谁持大股而频频磋商。国有股东往往愿意将大股东地位让给自己任命或聘任的经营者，国有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经营者时，国有股东甚至还会给予一些优惠条件。在经营者持大股之后，原国有控股公司转变为经营者控股企业，这里改变了代理与被代理关系，即由国有股权代理人转变为以自有资产入股者，具有股东与董事双重身份。这样做，能使经营者将经营业绩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挂钩，提高了股东、董事、经营者对公司的关注程度；同时，国有股权通过转让给经营者，也达到了自身从股份制企业中全部或部分退出的目的。3． 有利于股份制企业筹集民间资金国有企业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资金沉淀在不良资产上，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职工转变劳动关系的补偿代价很高。随着企业的亏损增加、国有资产正在逐步流失。而经营者持大股，国家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可以收回原先沉淀在企业的资金，同时也可以一次性卸掉企业职工安置的包袱。再有，经营者为受让国有股权，会千方百计地筹集社会资金，从而将一部分社会闲集资金变为国家财政资金，这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4． 有利于国有企业轻装前进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根本出路的牛鼻子。实践证明，如果离开了产权制改革，国企改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曾经进行过一系列改革，如厂长经理负责制，扩大了厂长经理自主权，但由于产权不明晰，没有取得成功；而被当时称为“一包就灵”的企业承包制却包赢不包亏，吃亏的是国家；一哄而起的股份制改革，尽管在产权制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改革产权制度不够彻底，国有股权实际仍控制着大多数股份制企业。通过经营者持大股，国家可加快完成国企改制的重任；同时,经营者把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并承担了由此产生的后果。经营者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必然要转变观念，采取灵活的机制，改革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等，以求得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但随着改革的推进，经营者持大股也将凸现出其不利的一面。经营者持大股仍是权宜之计1． 从长远看，它不利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一直呼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此作过各种尝试，如厂长经理负责制、经营者承包制、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等等。现在实行经营者持大股，从所有权改革上迈出了一大步，即国有股权从竞争领域逐步退出，经营者从雇员身份转变为老板兼雇员，这必然会出现所有者与经营者身份重合现象，也就是出现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难以分离的现象。这在小型企业也许两权重合暴露不出其缺点，但在大中型企业中，两权重合会带来新的不利因素：① 持大股的经营者支配股东会和董事会，使股东会和董事会形同虚设。尽管经营者持大股后的股份制企业是股权多元化，但是经营者们凭借绝或相对控股权，在股东会表决权和董事名额分配权上占优势，再加上经营上的管理权，实际上已支配或变相支配了企业。在目前股东会权利弱化，“董事会不懂事”较为突出的情况下，经营者持大股便会进一步造成经营者支配企业的现象，而少数股权的股东和董事则只能成为持大股经营者的陪衬和装饰，股东会和董事会更加形同虚设。② 经营者持大股易损害中小股东利益。鉴于持大股的经营者是拥有者与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在公司处于支配性地位，因此，如果经营者素质欠缺、就易随意处置公司资产，以谋私利，损害中小股东利益。③ 经营者持大股不适应WTO的新形势。随着我国WTO的临近，国际性竞争的加剧，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管理体制的竞争。由经营者持大股后，由于对企业放心不下，易占着董事、经理位置不让，这就给引进企业经营管理精英制造了障碍。由于经营者持大股的实质是又走回所有权与经营权重合的老路，因此，这种模式的弊病将会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中国企业参加国际竞争的阻力。2． 若管理不当，也易出现变相的国有资产流失200万元买了一家大中型企业，据报道：“从安置职工后的净资产中按30%比例奖励给经营者群体，同时经营者群体一次性付款再优惠30%左右”，这就说明：① 经营者持大股的优惠条件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由于每个国有企业或国有股企业情况不一，处理的方式各有千秋，特别是优惠条件上，当地政府有很大的决定权，政府可以奖励经营者30%，也可以40%或20%，因为没有国家的法律规定和规范的操作方式，因此，全凭当地政府的主观意识来判断。② 如果管理不严，易出现国有资产变相流失。经营者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在为国企解困卸包袱的过程中，易迁就于经营者；经营者也易趁机压价购买或受让股权，两者形成交易。如果个别经营者素质不好，利用这种机会展开公关活动，则可得到更多的优惠。当然，这种优惠实则来源于国有资产。亏了国家，肥了个人，这也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腐败形式。③ 经营者持大股操作过程中要求以工薪收入的经营者拿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去受让股权，这的确有种种困难。为此，有的经营者就会“虚拟出资”，或以企业向银行贷款担保或动用企业自有资金，甚至在变更股东验资后再抽回资金，从而就将股权变动的风险转嫁到企业头上。可是得利的是经营者个人，承担风险的是企业，这就违背了经营者持大股的初衷。综上所述，由于经营者持大股有其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在国有企业改制的今天，不失为国有股从竞争行业全部或部分退出的一种行之有效模式，但如果管理不严，这种模式会因为经营者手中的特权而进一步形成国有资产的变相流失。随着WTO的临近，这种模式的弊病将会越来越明显。笔者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有利于加快国企的改制步伐；但它仅仅是解决当前国企改制的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计。因此，在改制过程中，要注意加强对国有股权的管理，减少国有股权转让价格上的主观随意性和企业风险，制定相关的操作规则，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实行“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以防止国有资产的变相流失和企业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