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总为萧何惜才、爱才的精神所感动。最近,重读这一史料,又想到问题的另一面:当年韩信弃汉出走,固然是由于受到刘邦的轻视;可韩之所以受轻视,不是也有自身原因吗?
历史上汉高祖刘邦不失为一个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领导”。为建“非常之业”,他招纳重用了萧何、蒯通、周勃、陈平等一大批“非常之人”。但在韩问题上他存有偏见:“胯下之夫,焉能为将”,所以怠慢了韩信。在这一点上,刘邦的识才、辨才之能比萧何稍逊一筹,然而,韩信却因一时未得重用,就武断地认为刘邦和霸王项羽是一类人物,盲目出走,这岂不糊涂!而且,韩在项羽那里,尚能主动献计献策,到刘邦那里,却不再当“毛遂”了,还借酒浇悉发牢骚。如此消极,不能不是受轻视的原因之一。
识人用人总有一个过程。韩信初来咋到,尚无建树,又十分消极,刘邦怎能对他委以重任呢?可以想见,假如韩信能象在项羽那里一样,主动向刘邦出谋划策,献上“定三秦、灭霸王”的妙计,恐怕早就“金坛拜印”,无须萧何月下去追了。所以说,韩信不被刘邦重用,个人也要负点责任,不能全怪“领导”。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即是今天,也决不能对贤者求全责备。尤其领导者,不仅要明白“身安国定天下治,求贤人”的道理,而且还要敢于打破陈规陋习,善于识才、辨才、育才,不让志士寒心、贤人意冷。同时,当代的“韩信”们,也应有当代人的气度和胸怀,当代人的眼力和勇气,万不可效法古韩信,一点不合已意,便消极怠工,甚至弃业出走,以平小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