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 从长波理论看“东亚奇迹”和东亚金融危机[3]

四、结语和启示

综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是一种常态。阿根廷经济学家劳拉.普雷维什从国际贸易角度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在战后建立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处于主宰地位，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外围国家处于依附地位，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使外围国家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1]。

把长波运动引入到“中心—外围” 理论就可以从技术创新角度解释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从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来看，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始终占领着科技创新的中心，日本则更多地处于“成功模仿者”和“中间人”的位置上（可视为“准外围”），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是实质上的外围。当发达国家陷入“技术僵局”和缓慢增长的阶段时，便有了伴随着过剩资本的“成熟技术”的向外扩散，它在主观上是为了转移“过剩”以及投资获利，但在客观上也使外围得以缩小与中心的差距；而一旦新的创新高潮在发达国家兴起，则造成了“体外资本”和利润的回流以及要素的国内动员，传统产业得到新技术的改造，效率提高，重现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外围”国家地区的产业升级受到阻碍，外来投资减少，在传统产业方面原有的要素优势丧失，导致出口下降。从而，再次落后于发达国家，再次成为产品倾销市场（如信息产品），只能等待新技术“成熟”后的扩散。这样，“外围”国家在“中心”国家陷入“技术僵局”时为其提供市场和比较成本优势，帮助“中心”国家熨平危机、积蓄力量，而在“中心”处于“创新高潮”时，则又被甩到了后边，要想实现新的追赶，就必须用刚刚积累的财富去获得新的“创新扩散”。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一味地依靠模仿和跟随发达国家的战略，即使在短期内能够取得成效，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从长期来看让有被“外围化”的危险。

对于东亚地区而言，要取得新生，就必须抓住第五次长波上升期带来的机遇，摆脱低层次的产业循环，进行更高层次的竞争。要在带有前瞻性的新兴产业领域大胆探索，培养自主开发能力，在此基础上积极、平等地参与国际分工，逐步向高水平的水平分工体系过渡，从而达到“内外平衡”的目的。能否成功地实现这种转变，将直接决定东亚地区基于内部市场的自生持续发展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而这正是东亚的未来所在。

对于我国来说，“东亚奇迹”的取得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有一些重要启示：第一，重新审视我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虽有很多优势，但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战略制订不应象韩国、泰国那样完全以出口导向为方针，而应将国内市场的开发放在更重要的地位。第二，充分利用第五次长波发展提供的机遇，一方面从技术上紧跟随领先国，实现我国的技术跨越战略，一方面从产业上承接发达国家或领先国的技术转移，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参考文献：

[1]范.杜因（1983）：《经济长波与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2]约瑟夫.熊彼特（1934）：《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2000年第4次印刷。

[3]赵涛：《经济长波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刘辉峰：《长波理论研究述评》，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5]世界银行（1993）：《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6]青木昌彦（2001）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7]贾根良：《亚洲金融危机启示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4月版。

[8]梁正、贾根良：《长周期变动、新重商主义与亚洲金融危机》，载《南开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

[9]齐俊妍、陈漓高：《从长周期的发展看国际分工的重组和变化—对美国最近一次经济衰退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新思考》，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

[10]朱英华、尹翔硕：《论东亚地区产业贸易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意义》，载《亚太经济》，2000年第4期。

[11]池元吉：《世界经济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 较详尽的论述参见池元吉：《世界经济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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