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到底有没有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在企业中担当怎样的角色和作用？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怎样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如何进行沟通的？非典型肺炎爆发时期，各个企业以自己的方式和行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诠释和解读。 CSR，老问题，新热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中国是一个新的概念，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大批跨国公司进入而带来的一个崭新理念。但在国外，CSR这一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发展至今，被认为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象《财富》和《福布斯》这些国际主要财经杂志，在进行企业排名时都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考虑标准之一。所以，大型企业都把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文化和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企业CSR形象的建立，一直是公共关系传播的重要内容。 对于CSR的定义，尚没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定论。广义而言，是指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企业在经营上不只是对股东负责，而需要对所有的利益群体负责。有些人认为，是企业将取之于社会的利益，具体地回馈给社会。也就是，社会赋予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以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履行。有一个类似但较为笼统的说法是，企业对于其所依存而运作的社会，负有法律和社会义务，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和这些义务关系的互动，以及如何履行这些义务。 大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休戚相关。社会是企业利益的来源，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的一员，必须融入到社会群体之中，与各种组织产生互动。企业在享受社会赋予的自由及机会时，能以符合伦理、道德的行动回报。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赢得声誉和组织认同，同时也可以更好的体现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佳的社会氛围，使企业得以保持生命力，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成熟的企业都非常重视社会责任形象的建立和推广。 在国内，非典型危机的爆发，不仅激发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唤起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各行各业的企业都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抗击非典的阵线，通过一系列的企业行为、公益活动回报社会，提升企业形象和价值观。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企业成熟、社区发展、政府减压的好事情。据不完全统计，非典期间关于企业CSR的媒体报道就超过了1000篇，涉及媒体近80家。 公益捐赠，共同的选择
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义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在全民抗非典这一特殊时期，正是体现企业对社会公众的良心和责任，回馈社会的时机。所以，公益捐赠成为支持抗非典最直接有效的形式之一，是非典时期许多企业的共同选择。
捐赠内容包括可以直接用于抗击非典的专用医疗款项、研究基金和专用医疗物品，或是企业通过向医疗单位或医护人员捐赠各种生活用品表达企业的感谢和慰问。据全国工商联合会统计，超过3000家的民营企业向各地各级抗击非典的组织捐赠款物达5.6亿元。这还仅限于工商联的会员企业和已经上报的内容。实际的捐赠款物要远高于这个数字。
为了鼓励企业参与抗非典的积极性，国家在税收方面也做出相应的规定，企业的捐赠可以冲抵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而大部分企业对此都表示非常欢迎，这反映了国家对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肯定和支持，也表明了在发生公共危机时，应该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应对，相互配合，共度时艰。
从企业CSR的传播效果而言，媒体对于企业的各种公益捐赠活动，捐赠金额是报道中最普遍的角度。而有关数据也表明，媒体的报道量和捐赠金额成正比。捐款数额较大的联想集团、广州本田、蒙牛乳业、北大方正、南方电网等企业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而这些企业的行为也符合企业CSR“多发展，多回报”的原则，并与它们在其行业中的领导地位相符。
可以看到，如果捐赠物品为特殊的抗非典物品，媒体的关注度也会相应提高。依维柯结合自己产品的特点，通过捐赠非典专用救护车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既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又恰到好处的宣传了产品，收到了一箭双雕的传播效果。医务人员专用、非典病毒研究等直接与抗非典相关的捐赠报道率最高。
捐赠主体选择得当，也能在传播上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日本丰田作为在华投资的跨国企业代表，向中国卫生部捐款150万。捐赠金额虽不突出，但因为选择了国家抗击非典的主管部门作为捐赠主体，引发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青年报等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与之相比，北京现代由于捐赠主体选择角度不同，报道量只相当于前者的三分之一。
除了捐资赠物，不少企业还选择了赞助抗非典公益广告的形式。海尔集团先拔头筹，赞助中央电视台第一部公益广告在黄金时段高频率播出，从而引发了这一新的抗非典方式潮流；LG独具匠心的“I LOVE CHINA”公益广告的播出，吸引眼球之余，也引起了许多消费者的共鸣和认同，很好的演绎了LG的本土化策略。
非典精神说寻求与建立企业符合社会取向的价值观，通过传播企业的这一理念和文化，为企业营造统一和谐的外部环境，是CSR的另一重要内容。因此，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当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一方面需要迅速制定相应的紧急应变措施，以负责任的态度关爱员工，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同时，保障员工的安全，把危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与此同时，企业作为一个“社会人”，也需要发扬“大爱”精神，为倡导主流积极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尽一己之力。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8226;福特曾说过：“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在抗击非典过程中，企业的捐资赠物无疑是一种及时的援助，另一方面，在危难之际，社会和个人更需要情感上的相互帮助和互相鼓舞。有专家指出，比非典更具传染力的是恐惧本身。在加强对非典的科学教育之余，避免恐慌，加强信心，引导正面的舆论和积极乐观精神取向是抗击非典的另一良方。为此，一些企业结合本身的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呼吁从精神的层面抗击非典，取得了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回应和共鸣。
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企业之一，美国箭牌口香糖有限公司是这一理念的身体力行者。在向京粤两地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医疗单位捐赠价值三百万元的慰问物资之外，箭牌同时向社会发起了一项名为“刷新心情，让爱传染”的倡议和图文征集活动，呼吁人们“刷新心情”乐观面对，心手相连“让爱‘传染’”，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面对非典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爱的情感。而这正好与该公司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带来轻松心情和愉悦感受的理念相契合。在具体的传播执行上，恰如其分地利用了5月12日“护士节”这个契机，与主流媒体进行深度合作，从而保证了信息传播的高质量和大篇幅，在众多的捐赠报道中突围而出。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由洪晃、张欣、潘石屹、田溯宁、张朝阳等企业家和民间人士发起的“中国精神”活动。联合企业和个人，使用放风筝这种中国民间特有的户外活动，表现中华民族乐观向上，不屈不挠的顽强性格。在后非典时期，号召大家发扬中国精神，走出非典的阴影，重树信心。这反映了中国新生代的企业家对“如何恢复非典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社会问题的思考和行动。也反映了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认同和诉之于行动。
承诺中国 跨国公司作为在华企业的特殊群体，赋予了CSR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中国市场的贡献和承诺。特别是在非典这个特殊时期，跨国公司在华业务会否受到影响？跨国公司会否因此而调整在华投资和业务扩张？这些都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问题。非典时期，正是跨国企业表达在华投资的承诺，对中国社会和公众的关切，提升在中国公共形象的良机。 摩托罗拉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成功策划了总裁访华项目，赢得了公众、中国政府和消费者的一致喝彩。5月16日，作为摩托罗拉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扎菲罗夫斯基先生是非典爆发以来首位踏上中国内地的大型跨国公司总裁。他此行还带来了一个大项目：投资９０００万美元，在北京建立摩托罗拉全球研发中心。同时向中国承诺，根据备忘录，未来５年累计投资将达５亿美元。此外，这位摩托罗拉的第二号人物，还表达了对中国的问候和关切：摩托罗拉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健康，公司将尽全力为北京抗击非典提供帮助和支持，对中国的承诺也丝毫不会改变和动摇。摩托罗拉的这一CSR公关案例的策划，使其获得了最高的媒体关注度，据不完全统计，其见报率占到了非典期间通讯和IT企业的CSR报道的五分之一。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大众传播，更是摩托罗拉对政府关系的成功投资。摩托罗拉借此表达了对世界对中国新一代领导的承诺。 百事可乐也在非典期间公布了他们的投资计划，斥资3000万美元在广州兴建该公司在中国最大的非碳酸饮料生产基地，充分表达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继续扩展在华业务的决心。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些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洞察力和长远承诺的正确性。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非典疫情得到控制，人们以一种重生的心态积极地投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压抑已久的消费需求被充分释放。6月份，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和信心指数重拾上升势头，分别比5月份回升3.1、2.8和2.9点，达到86.8、91.4和88.6点。消费者信心指数在6月份反弹回升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让消费者吃了“定心丸”。从需求看，投资和对外贸易均保持快速增长。从供应看，工业生产继续保持增长势头，5月份同比增长了13.7%。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受到，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非典”型营销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必然需要实现经营目标，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向股东负责。而这与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应该相左。有调查显示，86%的企业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追求利润目标之间没有矛盾。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和经营目标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香雪制药是在非常时机赢得非常商机的最好诠释。非典初期，板蓝根和抗病毒口服液一度脱销。香雪一方面加班加点生产保证市场供货，并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坚持以往的出厂价，帮助抑止物价哄抬，另一方面还做了大量的社会捐赠。香雪在疫情之初，就向最初的发病地河源捐赠了价值10万元的板蓝根和抗病毒口服液。此后，与广东省委宣传部向全国联合发行防治非典的VCD，向全省中小学生发出65万册非典防治手册，并陆续向多所高校师生和公众免费派发药品等，各类抗非典捐赠达到1500万元人民币。这一系列的动作，让香雪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如果排“上镜率”，香雪制药绝对是非典期间国内制药企业中的明星。香雪在实施CSR的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回应和消费者认可。 与此对应的是罗氏公司因“达菲”事件引发的信任危机。虽然在非典初期通过市场动作，“达菲”获得了销售的快速增长，但由于缺乏CSR意识和及时有效的回应，罗氏受到了媒体和公众对其动机和操作的质疑，形象一落千丈，反而损害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得不偿失。 有识之士认为，重视CSR是企业迈向成熟的表现。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诺和推行应该成为企业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企业重视和持之以恒的推行社会责任。有针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报道，86.2%的被访企业会将社会声誉作为选择合作伙伴和交易对象的考虑标准。而这一点在成熟市场体系里表现更为明显。美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会指出，能平衡兼顾社会各方和企业利益的公司，其业务增长率是其他公司的4倍，就业增长率是其他公司的8倍。这项调研还发现，职业道德形象不佳，可使公司的股票跌价至少6个月。这也正好回应了中国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的古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