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二、从第四个长波下降期看“东亚奇迹”
虽然人们往往把1973年的石油危机看做战后西方国家“黄金时期”结束的标志，但实际上，经济衰退的步伐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与1920年-1929年的衰退周期类似，1966年-1973年间，也同样出现了耐用消费品的大量生产和基础部门的过度扩展。1967-1974年间西方国家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平均仅为79%。欧共体1980年的钢铁产量比1974年的顶峰时期低18%。世界航运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1978年跌到了57%。到1981年时，欧洲炼油业的过剩生产能力达到了40%[1]。这两次衰退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兼并浪潮，这反映了企业通过多样化经营而不是自身的研究和技术创新来重获新生的意图，而这些都是扩张趋于结束时的特征。
为摆脱这种低增长困境和应对新的生产过剩（在新时期表现为资本过剩），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等来为新的基本创新积蓄力量，另一方面进行资本和技术的对外扩张。美国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为“契机”，以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等形式向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进行生产能力转移。战后的日本面临重建，亲美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工业化问题，因而，美国适时地抓住了这一机会来扩展自己的全球市场。
在这一资本和技术对外扩张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日本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对于东亚而言，日本的地位非常特殊，由于战前就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所以战后面临的是“重建”，而不是“工业化”问题。从而，在美国援助的支持下，日本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并迅速转向了“出口导向”。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已经恢复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并且开始向外输出，与成本降低的要求相适应，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以下包制为特色的丰田生产方式。由于文化上的亲和性和地缘上的临近，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与“能力输出”和进一步的成本降低相适应，这种分包网络从日本国内进一步扩展到了东亚其它国家地区，从而最终导致了东亚梯形分工体制的形成。因此，在美国积累体系的东亚扩展进程中，日本实际上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角色。
可以看出，正是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低迷，给东亚的兴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东亚国家与地区普遍市场（国内）狭小、资源贫乏，并且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东亚国家要想取得“跨越式”的发展，一方面要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和引进技术，提高产业水平；另一方面又要将资本品与国内廉价生产要素相结合，向发达国家输出廉价制成品，从而提高收入，完成积累，并满足进一步投资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资本短缺，储蓄不足，引进外国资本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国际经济环境，恰好提供了这三个条件。东亚国家与地区抓住这一机会，普遍建立起了一种基于上述条件的“大进大出”的贸易格局。尽管这本身是西方国家为了延缓自身危机的一种手段，但也应该看到，正是因为借助了这一有利背景，东亚国家的地区才“从容不迫”地实现了产业升级和高速增长[2]。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8%，远远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世界有目共睹的经济奇迹[3]。
进入20世纪9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广场会议” 后币值升值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东亚地区普遍进行新的一次产业结构大调整。日本一方面对外转移不具竞争力的产业，扩大这些产业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亚洲“四小龙”在迅速扶植原先的进口替代型重化工业走向国际市场充当出口主力的同时，还积极培育国内高新技术产业。根据动态比较优势，“四小龙”已将劳动密集型乃至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东盟四国和中国转移。这样“美国—日本—东亚其它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投资转移机制及逆向的产品输送机制籍以形成，在东亚内部又形成了“日本—四小龙—东盟—其它国家”的梯形分工机制。但正如下面要分析的，正是这两种带有明显“依附性”的机制的存在，在带来“东亚奇迹”的同时，也栽下了危机的种子。
三、从第五个长波上升期看东亚金融金融危机爆发
在前面分析已经指出，“东亚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第四个长波下降期的“附带”产物，这一地区的繁荣带有很强的“依附”特征，依赖于一个“从西到东”的技术传递机制（配合以资本输出）和一个反向的产品输送机制。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一旦西方走出了长波的下降期，迎来新的繁荣阶段，那么，东亚所面临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就会发生变化，高增长将不复存在，并且会由于剧烈的“供给调整”要求而陷入困境。事实上，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真实情况。
在低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为了摆脱经济“滞胀”，美国率先进行了更新一轮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调整。前者表现为大企业掀起了“精干化”、“组织再造”和“横向革命”的浪潮，并且在硅谷高科技产业出现了新型的产业生态—蜂窝型创新网络[4]；后者表现为“非执行董事”地位的上升和公司法变动中对相关利益者的重视。从基础结构来看，科研、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达到了新的高度。1994年美国R&D费用达1730.2亿美元，占其当年GDP的2.61%,超过日本德国两国的总和（1707.4亿美元）。根据92年经合组织的《教育状况》统计，美国当年教育开支已达GDP的7%[5]。在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创新集群的推动下，美国经济步入了第五个长周期的繁荣期（1991-2000年）。从1991年4月（走出衰退）到2000年3月（纳斯达克的第一次暴跌），美国经济不知疲倦地扩张了107个月，打破了20世纪60年代继续增长106个月的记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日本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和东亚发生的金融危机。今天看来，这场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为代表，在经过了20到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几乎所有东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业升级不力和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以电子产业为突出代表，由于技术升级不力，为了抢夺出口市场份额，梯形分工机制中的每一个梯级都在横向上扩大生产能力[6]，而其结果就是1996年随着亚洲内存产量暴涨，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价格大幅下跌。实际上，由此带来的贸易逆差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导火索。
根据日本学者筱原三代平发表的一项研究：东亚经济存在着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特征，为期十年左右的中期循环，而当时东亚正处于循环的谷底。突然表现是投资“过剩”，产业趋同和由此带来的出口产业的规模与价格竞争[7]。应该说，在这一过程中东亚急需一次新的技术创新和扩散，那么传统的美国—日本—东亚扩散机制又为何失灵了呢？
20世纪50-70年代的创新产品大部分集中在重化工业行业、重加工行业，其特点就是产品周期长。另外，当时的信息革命并未深入发展，因而允许模仿国有较长的时间来对新技术进行掌握和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全面展开，它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主导产业也从制造业转变为信息产业，各种产品的生产周期越来越短。当产品的创新周期短到“模仿—掌握”速度跟不上产品更新速度的时候，产品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了自主创新阶段。这是，只有掌握自主创新的国家才有资格进入该项产品的生产阶段，而其它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则来不及模仿。
回过头来看，东亚科技产业看似蓬勃发展，但其科技产业的支撑点—具体的设计和制造技术都免不了依赖发达国家。其产品大多数为“模仿型创新”，甚至单纯的“克隆”，极少自主创新，例如韩国销量最好最著名的现代汽车，车身外形抄袭意大利的设计，马达和传动器则是日本三菱公司设计的，关键零部件几乎全部来自日本。由于缺乏自主创新，东亚不可避免地造成在引进技术上出现前面所论及的一系列问题。
日本90年代经济的低迷也影响了整个东亚产业升级。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起推行的是一种实用性的技术吸收消化战略，这导致它长期的技术依附地位。虽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从以往偏重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的“搭便车”
![筱原三代平长波理论 从长波理论看“东亚奇迹”和东亚金融危机[2]](http://img.aihuau.com/images/a/0602020606/020610064066929524.jpeg)
方式，转为着力于基础研究、高新技术开发和国际合作，但由于追赶时期形成的体制，科研重点仍然在传统工业领域，日美之间在技术方面的差距就越来越扩大了。另外，随着日本在传统工业技术上的逐步成熟以及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走俏，日本国内在科学上鼓励创新、勇于冒险的精神变得较弱，保守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可以说，在日本“出口全面成功”、技术体系日益成熟的同时，也是日本丧失科学进步的时候。
由此可见，由于位于“分工金字塔”顶端的美国进入以新一轮自主创新为特点的第五次长波上升期，“依附型”的创新体制导致了日本“信息产业”的落后，使日本陷入了“技术僵局”，从而，原有那种顺畅的技术传递机制就出现了阻塞。在这种条件下，东亚原有的“动态分工阶梯”就被打乱了。在亚洲“四小龙”尚未顺利升级到技术密集型阶段的同时，在“出口导向”所造成的市场扩张和竞争压力下，东盟国家已迫不及待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特别是，由于拥有“全套产业结构”的中国内地的异军突起，就使这种升级压力更为迫切了。其后果就是，在整个东亚出现了“产业同构化”问题[8]，这就很有可能使东亚陷入新的困境。而这一次的东亚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信号。
[1] 范.杜因（1983）：《经济长波与创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
[2] 东亚国家和地区除日本之外，其高速增长有一些特质，如20世纪7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的崛起，以及其后东盟四国的起飞，带有明显的工业化初期的超常现象，往往是通过“剪刀差效应”来实现的，但在实现工业化后，其高速增长率的源泉就转变为要素比较优势了。
[3] 较详尽的论述参见世界银行（1993）：《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205页。
[4] 关于美国组织结构调整更详尽的论述参见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364页。
[5] 以上数据来源：《嘹望》，1998年第2期，第46页。
[6] 1995年，新加坡电子产品占出口总额的70.4%，相当于其GDP的50.3%；在泰国，电子产品占其加工产品总额比例为25%；在马来西亚，电子产品生产占GDP的6.1%，占出口额的30%以上；在韩国，电子产品占出口总额的34.9%；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电子产品占出口额的32.9%和29.7%。数据来源：《世界经济》，1997年第七期，第37页。
[7] 转引自梁正、贾根良：《长周期变动、新重商主义与亚洲金融危机》，南开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第69页。
[8] 关于东亚比较优势趋同与产业“同构化”现象更详尽的论述参见朱英华、尹翔硕：《论东亚地区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意义》，载《亚太经济》，2000年第4期，第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