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英计划建立一个新的网络，以便把两国农业和环境联系起来。英国环境大臣希拉里8226;本接受了中外对话主编伊莎贝尔8226;希尔顿的采访，就食品安全和全球变暖发表看法。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希拉里·本与中国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最近就中英可持续农业创新协作网(SAIN)达成协议，这一协议旨在将农业和全球变暖联系起来。希拉里·本接受了中外对话主编伊莎贝尔·希尔顿的采访，就食品安全、农业和气候变化发表了看法。
伊莎贝尔·希尔顿（以下简称希）：中英可持续农业创新协作网协议的目的是什么？
希拉里·本（以下简称本）：在中国的目的是让14亿人吃饱饭；在世界上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可持续的方式让另外25亿人有饭吃。要确保达到这些目的还存在问题，中英两国都越来越清楚这一点。尽管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但我们也在问相同的问题，因此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意见是很有价值的。
希：食品安全的问题引发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其他国家在非洲购买土地为它们自己的国民种粮食。对此你怎么看？
本：这表明现在全世界都开始越来越多考虑食品的未来来源问题，并作出相对的反应。每个国家都会寻找最有效的手段来保证未来食品供应安全。过去20年亚洲所经历的“绿色革命”并没有在非洲发生。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必须有一个让农民进行农业投资的市场，他们必须看到有谋生之路；其次，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很重要，粮食会因为运输困难而腐烂，造成浪费。一些国家的化肥价格非常高，比如在埃塞俄比亚我听说一百公斤化肥的价格相当于一个家庭半年的收入，根本没几个人能花得起钱来提高地力。
希：那么在非洲买地对这种状况有什么帮助吗？
本：这要看他们怎么做，经营的是哪种农业，以及利益如何分配。但世界极度需要扩大农业生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对非洲国家来说，他们要判断外国买地的行为是否符合其利益。但我们必须进行农业投资，必须进行更多研究，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必须培育出抗旱性更强的作物。
希：中国的许多农业问题都与酸雨和水污染有关，在海外买地会不会带来风险，让这些问题在国内的压力减小呢?
本：我认为不会。中国已经经过快速工业化时期，已经直面了环境上的后果。这和我们走过的道路是一样的。为确保未来粮食生产的安全其它国家买地，只因为这个是不会削弱国内的压力因素的。英国的食品自给率是70%，欧洲高达90%，但我们还是大量进出口食品。如果每个国家都试图自己生产充足的食品，我不认为这样全球自给政策是对的。近来某些国家实行出口禁令，这并不是正确的方向。最后，从粮食自给的人们的角度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该国的粮食可能很充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这也正是为什么发展（包括增加人们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乃解决问题的根本。
所有面临目前金融和经济困难的国家都在考虑该如何行动以及何时行动。但是，我们之所以面临这些困难，部分原因在于对自然资源、原材料和水不可持续的使用，也在于认为永远都可以用低廉的价格获取能源的错误观念。我们已经看到石油价格飞速涨落带来的后果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推迟确保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变革行动，反而是要推动变革。原材料价格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所带来的气候后果将困扰每一个人。中国关注沿海城市，担心其供水问题；印度关注孟加拉国，担心那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这里有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发展改善国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即使发达国家能在一夜间奇迹般地完全停止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不断增长仍会让全世界面临危险的气候变化。终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根据发展水平做出相应的贡献。
迄今，全世界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分为两个部分：“附件一国家”和“其他”国家。附件一国家就是工业化国家——“谁引起，谁负责”。但“其他国家”的范围就很广了，从中国到马里，从印度到布基纳法索，全都是。你能够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意味着“其他国家”要承担同样的义务吗？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难道你能把不同国家的贡献堆在一起，像凑重量一样问：“嘿，够不够啊？”这也正是全球气候谈判必须解决的问题。
希：你的意思是说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应该担负起强制性义务吗？
本：这要看谈判决定的表述方式了。但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出贡献。对于其他国家准备做出的贡献，我们彼此究竟有多少信心呢？这恐怕也是挑战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开始进步，摆脱了附件一国家/非附件一国家的简单二元划分，我们必须进行有效地区分，必须弄清楚“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确切含义。这个概念每个国家都很赞赏，但面对埃塞俄比亚排放0.1吨，印度1.5吨，中国4.5吨，欧洲11吨，美国21吨的现实，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希：非附件一国家承诺说要对常规发展的基准参照情景进行实质上的、可测量的和可检验的调整。
本：这是巴厘岛协议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但当前的任务是达成一个明显足以解决问题的协议。这就是谈判的任务，但最终所有的努力都会殊途同归，也就是说我们都必须做出贡献。关键问题在于：什么是公平？
要开启其他贡献途径，来自富裕国家的资金流至关重要，它们用于支付适应、减缓和低碳发展。我们必须有信心。发展中国家总是看着富国说：“我们记得你们承诺过要提供发展援助的”，还会问这笔钱到底会不会兑现。一些国家确实做得比别国要好，但你必须创造一个机制，让那些打算参与的人们相信我们确实能看到其他方式的切实承诺。
希：我们是不是应该变革一下行事方法，而不是像英国政府那样只追求皮毛的改变呢？比如，我们不要购买碳减排份额，而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本：从气候的角度来说，在哪里减排都一样。如果你能用最经济的办法减少一吨碳排放，那也无可厚非吧。
希：但是只靠购买排放份额是无法把发达经济变成低碳经济的。
本：变革步伐的快慢并不是问题。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并没有原来想的那么多，但10年前如果有人提出要把减排写入法令全书、设置一个独立的气候变化委员会、制订到2050年减排80%的目标，大部分人都会不知所云。过去十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表明政治进程已经做出反应。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部此类法令，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英国的先进。
任何关注未来的产业都知道，就像尼克·斯特恩的著作里所指出的——排放将带来很高的成本。英国工业联合会对气候变化法案的强烈支持告诉我们，产业界明白如果它们继续依赖碳密集型发展和高能源成本，未来会很不利。十年前，有哪个投资者会鼓励碳披露呢？
在这个碳越来越昂贵的世界里，人们希望知道自己的钱花到了哪里，这样就有了市场压力。你怎样才能把投资从高碳未来转到低碳未来里去呢？政府的工作就是创造一个框架和激励因素，无论气候变化法案、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ETS），还是对电灯泡和汽车的管制以及垃圾填埋税，全部都是政府帮助人们做出正确决定的范例。
英国的可再生能源战略是一项坚定的承诺，我们在离岸风能上已经超过丹麦。我们还准备引进微型发电的固定电价，还将成为少数几个能够实现京都议定书承诺的国家之一。我们已经表明经济体能在不增加排放的情况下实现发展。
希拉里·本：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大臣。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