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贸易顺差的加大，国际贸易关系张力加剧，汇率已成为了中外经济关系的焦点。 在国内，汇率变动已成为了经济学家的热点话题之一。大部分经济学家主张渐进的升值，每年不超过10%，这样做符合国内经济调整节奏；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人民币应当进行一次性升值，有报道称发改委主张一次性升值15%，以后不再进行升值，以达到抑制热钱流入的预期的效用；另有个别经济学家认为，国内经济发展已面临拐点，一旦拐点出现，人民币就会面临贬值的风险，可以略加升值。 以上经济学家的观点都有合理理论成份，但对于政府而言，这些建议是否具有可实施性，则需要认真甄别。无论采纳何种观点，都会产生相应后果。一次性升值论可能导致国内部分行业企业陷入倒闭，工人面临失业；渐进式升值，从表面上有利于国内产业发展，但对产业结构调整是否有效，很值得疑问，汇改三年来，有多少行业产业得到了调整，产业升级的企业有几何？最后一种观点虽有价值，但问题是，经济拐点何时呈现，却无法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笔者认为，迄今为止，国内经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贸易顺差形成的真实原因。如果真正认识到贸易顺差形成的真实原因，答案就会不解自开。 在美国次级贷款风波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后，笔者撰文指出，金融风暴的实质是全球化资源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资源配置造就的。在全球化资源配置过程中，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的输出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生产效率，强大的产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称为世界市场的产品供应基地，尤其是市场化新兴国家。 在本轮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在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的支持下，发展中国家产品的价格优势在全球市场竞争领域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优势成就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强势，进而奠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顺差格局的基础，换而言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不是既存汇率制度造成的，是由于资本与技术流动造成的，是由于全球产品供给环流方向造成的。对于这一事实的求证可以上溯到上世纪70年代。在上世纪70年年代至90年代期间，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拉美经济的崛起都与世界资源全球化资源配置相关联，在那个时代，以上国家与地区与发达国家都形成了相应的贸易顺差。 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世界贸易顺差调整过程中，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将贸易顺差的根源归咎于以上国家及地区的既存汇率制度安排，通过强力政治与经济施压，以上国家与地区毫无例外的被迫进行汇率制度改制，各国币值被动大幅升值，最终酿成各国经济衰退。与此相反的是，伴随着每一次发展中国家汇率被动性变革，发达国家经济均获得了救赎机会，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中获得了抵御危机的再生能力，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走向危机的反面。 造成这一显著世界经济周期性特征的因素其实很简单：在每一轮世界增长过程中，资本技术流向与产品流向呈现反向关系。这种全球化资源配置的反向关系决定了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贸易不平衡。国际贸易不平衡与各国汇率制度安排无直接关系。如果发达国家通过政治与经济施压强迫发展中国家改变汇率制度安排，其后果只能是的后者陷入经济衰退。 从全球资源配置的细节来看，每一轮的全球化资源配置都会产生以下经济效应： 一、在发达国家资本技术流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流出的技术并非最新的技术，而是换代后的次级技术，最先进的技术则垄断在发达国家手中。每次全球化资源配置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进程相联系，发达国家次级技术在发达国家市场已无规模竞争效益，但在廉价生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却仍具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这是发达国家资本与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基础。 二、伴随着全球化资源配置技术的进步，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导致劳动力工资粘性刚性增强，加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发达国家因资本技术输出而企业资本增值，但本国企业雇用员工收入并不增加，而发展中国家企业资本增值多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得，企业雇用员工工资在不断进步的技术下变得比发达国家更具粘性；这一现象从宏观上表现为，贸易顺差在发展中国家，但利润在发达国家。 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低廉，人均收入低，消费水低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最先进技术生产的产品附加值高，其消费市场只能局限于本国或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产品附加值低，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在全球资源配置造成的贫富分化经济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成为了世界性消费产品，为占大多数人口的全球中低收入消费群体所依赖，而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则成为了一种高端消费品，消费群体在全球范围内仅局限于富裕阶层，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则在世界发围内具有竞争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家的贸易顺差因此而形成。 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顺差的增大，这种全球化源配置产生的经济效应就会从表面上表现为发展中国家货币存在低估现象。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其国内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发展动性不强。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施压就会不可避免，贸易问题政治化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的惯常调整手段而已。历史事实证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伴随着市场化新兴国家汇率制度的被动性变革，随着这些国家本币的升值，这些国家最终都会陷入经济危机的陷阱中。历史事实也证明，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世界资本，垄断着世界先进技术，当发展中国家遭受本币重估升值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资本将重返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新技术重新结合，形成新的产品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资本流出后，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面临痛苦的经济紧缩局面，市场竞争优势也随之丧失，等候下一轮的资源重新配置。 近五年的全球经济发展表明，世界经济已步入了本轮经济调整末期。在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化国家又将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调整过程中的被动局面。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市场化新兴国家溶入世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历程。我国作为本轮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市场化国家一员，现在正面临着这种被动的挑战。 在世界经济失衡进入调整期间，我国的经济学家的经济视野应当放大到世界范围内，应当认识到全球化资源配置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链条中所处的地位，深刻认识到全球贸易关系中贸易顺差形成的深层原因，而不能将当前的贸易顺差成因仅仅归咎于当前汇率制度的安排上，不应当将本币升值作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最佳方法，否则，和过去那些经济遭受大起大落的新兴市场化国家经历的那样，经济危机将会在我国重新上演，发达国家对本国经济的救赎将会成为我国的经济灾难。 以上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解决当前国际贸易关系的良方，相应地，也不是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调的良方。国内经济学界应当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作者单位/甘肃太平洋律师事务所）本文节选自王杰律师《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暨城市房地产调控研究报告》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