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对外投资正在提速，每一个较大的投资行为，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全球财经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社保基金与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商谈股权投资事宜尚在进程当中，市场已经显示出对这一投资行为的热切关注。 对外投资行为在近一阶段来持续被聚焦。仅在刚过去的数天里，媒体就报道了中信证券与美国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之间互相持有可转债的交易，以及中国工商银行控股非洲最大银行标准银行的买卖。中信与工行，也因此成为新阶段里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具有代表性的实践者。
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与金融企业相继“走出去”，是一个必然的命题。只不过在时间节奏上，会有前后的差别。中国实业界中，一些较有实力的企业已经在前几年开始陆续尝试跨出国门，实践的结果，既有胜利，也有失败。不论如何，“走出去”的方向是不错的。 现在轮到了金融业。尽管许多年以前，就有中国金融企业开始了海外“开店”的实践，但那种简单意义上的成立分支机构，以及业务方面的相对单一，跟今天谈的金融企业“走出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金融机构往外走，既是服务于已经“走出去”的制造型企业成长的必需，也是金融机构努力突破自身局限、借国际化之旅做大做强的需要。毫无疑问，中国需要自己的国际化大投行，也需要国际化的大银行与大保险机构。 应当承认，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里“游泳”，只能算是新手上路。初生的牛犊，往往有可贵的不怕虎的勇气，却少了经验与教训。中投公司成立之前投资百仕通的那笔交易，虽然现在的浮亏并不能作为证据来判断投资行为究竟是否妥当，但那笔买卖引发众说纷纭却是事实。这或许是作为新手的必经之路，不过在经验并不丰富之时，金融机构审慎考量“走出去”的每一步，当是非常必要的。 总体而言，对于目前的中国金融机构来说，“走出去”的考验，来自自身，也来自外部。从自身看，体制的制约、技术的相对落后、人才的短缺等都是影响很大的因素；从外部因素看，凸显的政治风险、市场壁垒、制度接轨的困难、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复杂的信用风险等，将会对“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形成非常大的挑战。 自1979年开始，中国就启动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按钮，28年来的改革与开放进程，大大改变了金融机构的面貌。但须看到，改革并不彻底，体制的制约仍在。如产权的改革就还在过程当中，金融业的经营活动与价值规律并不能完全吻合；同时，金融企业的技术设施虽有较大的改善，但与先进的水平相比，差距不小；更关键的是，作为金融业核心资产之一的金融人才，短缺是明显的，与“走出去”所必需的高要求，距离较大。 同时，金融机构“走出去”在“客场”作战，必将面对新的问题。目前的世界仍不太平，一些国家和地区治安状况较差，甚至还有战争的风险。有些地方则是政权更替频繁，法律法规很不完善。政治风险对缺少经验的金融机构而言，将是相当大的考验。另外，一些国家还存在市场壁垒，如外资银行在美国获得牌照，就有严格的准入要求。一些技术面上的统计方法和会计准则，中国金融机构也存在着和国际标准接轨的问题。 当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成为无可回避的战略规划之时，无论自身有着哪些方面的局限和问题，无论外部环境是多么的难以适应，接受挑战成为诸多金融机构的唯一选择。海外投资的故事将会不断出现，包括股权投资、债券投资、大宗商品投资以及私募基金、对冲基金、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或都将成为中国金融机构捕猎的目标。若缺少了挑战性的磨砺，很少打过硬仗的金融机构将难以完美地书写那些投资故事；金融企业海外布局的步伐也会不断地延伸，如果不能在体制变革、提升人才素质等问题上加以战略性解决，“走出去”的金融机构也可能将遭遇更多人为风险。 显然，目前的条件也决定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必须是稳健的，是渐进的，而不能希图走激进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必须主动参与这一轮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新手上路，又不得不倍加重视风险，并应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金融企业的海外拓展经历中，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