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对于全球流动性过剩已多有识者呼吁，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新一轮金融地震的导火索是次级抵押信贷，而亦绝少人能够预料到，此轮风暴中最大受害者是那些奉数量模型为投资圭臬的对冲基金。 高盛旗下的三只基金首当其冲。其中，价值90亿美元的GlobalAlpha数量分析型基金今年亏损了27%，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亏损出现在8月3日到8月9日的一周中。价值36亿美元的GlobalEquityOpportunitiesfund在这一周中也下跌了30%强。另一只NorthAmericanEquityOpportunities基金也出现亏损。公司不得不于8月13日与投资者一起加注30亿美金来挽回局势。 高盛并不是惟一受害者，一直以来以数量分析见长、聚揽了大约80名博士的JimSimons掌管的资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RenaissanceInstitutionalEquitiesFund(RIEF)在8月的前八天里就下跌了8.7%，为此，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向投资者写信以安抚人心。据彭博报道，CliffordAsness掌管的AQR资本管理公司和高桥资本管理公司（HighbridgeCapitalManagement）也在次级抵押信贷危机中遭受损失。
数量分析型对冲基金（quantitivefund）在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之际曾大出风头，其业绩要远优于共同基金，并一举建立了绝对回报、市场中性的形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采用了数量分析方法，即根据历史数据归纳建立的电脑程序自动选股，并在过去数年中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然而，次级抵押信贷危机却将许多数量分析型对冲基金拖入了深渊。共同基金的损失相对温和，而对冲基金则处在加速坠落。 “一万年一遇的小概率事件”，有论者认为，次贷市场的下跌引发了市场的一系列意外事件，令其数量模型猝不及防。然而，即使这种解说成立，也只能说明对冲基金在模型调整中存在着缺陷。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人们试图寻找模型失效的症结所在，诸如投资同质化趋势、过多地使用信贷杠杆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这一点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在我的文章中提过:投资使用的手段和方式都极为简单，而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如果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太多地听到评论辛苦过分夸张地谈论它们，就只会觉得可笑。例如，被无数人运用过的蜡烛图表的应用，在这里被称赞为最杰出的天才的表现，在那里被称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甚至说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的怪论吗? 更可笑的是，正是这些评论者根据最庸俗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数量上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k线图上的几个角、几条线上。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 而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才比较困难。不过，即使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投资的最高范围，即投资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甚至同它们合而为一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它们对投资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的影响要大一些。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投资活动中的大小具体行动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减少了。 也正是因此我在我的文章中提过:投资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 必须说明的是：理论不应是死板的，也就是说不必是对行动的规定。如果某种活动一再涉及同一类事物，即同一类目的和手段，那么，即使它们本身有些小的变化，它们采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仍然可以是理论考察的对象。这样的考察正是一切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考察才配称为理论。 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投资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深入地了解它们。理论越是使人们深入地了解事物，就越能把客观的知识变成主观的能力，就越能在一切依靠才能来解决问题的场合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对才能本身发生作用。如果理论能够探讨构成投资的各个部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区别初看起来好象混淆不清的东西，能够全面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的性质，能够不断批判地阐明投资行为中的一切问题，那么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样，理论就成为通过书本学习投资问题的人的指南，到处都能为他们指明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如果一个专家花费了半生的精力来全面地阐明一个本来是隐晦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当然就比只用短时间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深刻得多。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能够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而可以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投资者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去做投资，这正象一位高明的游泳教练应该引导和促进运动员发展，而不是用根绳子绑着他狗刨一样。如果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和规则，如果真理自然而然地凝结成原则和规则这样的晶体，那么，理论就不但不和智力活动的这种自然规律相对立，反而会象建筑拱门时最后砌上拱心石一样，把这些原则和规则突出起来。不过，理论所以要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要和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一致起来，明确许多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规定一套供投资时使用的代数公式。因为就是这些原则和规则，也主要是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象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有了上述观点才能建立理论，才能消除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 有了上述观点，才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投资理论，也就是说建立二种有用的、与现实从不矛盾的投资理论。而且这样的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它就会接近实际，以致完全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论所引起的，它使理论和健全的理智相对立，但却常常被那些智力贫乏而愚昧无知的人用来为他们天生的笨拙作辩护。 事实我也对投资者的滥用数量模型方法也是持保留态度的，我基于的是方法主义本身的局限性的问题。 在投资活动中，方法使用得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或是投资额度的多少，而取决于事情的大小。投资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所以他较少会使用到方法。投资者如果在价格或是资金入场方面，采取老一套的方法，不仅会束缚他的伙伴，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束缚他自己。固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据情况采用的，但是只要它们是以团队和资源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然而，象用机器制造东西那样，总是按照同一方法来决定投资计划，却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但是，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对竞争行为的研究还不够完善，经验老道的人有时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义，因为有些在投资界侵淫日久的人没有可能通过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而又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描判面前无所适从，他们的常识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于是除了依靠经验以外，他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此，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喜欢运用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也就是仿效成功者所特有的行动方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方法主义。现在投资者习惯于巴非特的投资理念和方法，这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由此可见，精明的投资者也可能仿效别人的方法。如果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有助于研究投资方法，有助于提高那些力图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那么仿效方法的范围就不至于这样大，而那些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于会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不是单纯仿效的结果。一个伟大的投资者无论把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总有某些主观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种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但仿效他的人们在个性上不会常常同他是一样的。 然而，在投资方法中要完全摒弃这种主观的方法主义或作风，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确的。相反地，应该把主观的方法主义看作是投资行为的总的特性对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当理论还没有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就只能依靠方法主义。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它特殊的投资法，这不是很自然吗?但哪一种理论能预先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呢?可惜的是，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很容易过时，因为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没有改变。理论应该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很多投资者照搬巴非特的投资法以致惨败已经不是个案了。这不仅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而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使智力极为贫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