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多数人能够拥有某种资产，是中国经济发展稳定性的保障。为此，货币政策必须与资产价格挂钩
由于缺乏切身感受，任何一个在中学时代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都无法完全理解土地兼并与一代又一代王朝更替轮回的必然关系；正因为无法理解这种关系，所以两千年前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基本经济政策理念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持久稳定的经济政策。
如果说有一些例外，那么1978年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更早些时候在台湾实行的耕者有其田制度或许是在中国经济史上的个别完美个案。“一定要让社会多数人成为资产的所有者”，这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经济基础，是包括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到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实现共同富裕的共同思想，也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政策起点。
如果上述说法显得调子过高，那么我们看一下时下的三个流行观点：一是所谓租房理论，即就算是国外也不能保证多数人拥有住房，租房是最优选择；二是所谓资产价格看齐论，上海似乎与东京纽约的房价看齐才合理；而深圳、广州则至少应与香港看齐。那么，人均收入水平是否应该看齐？如果仅仅是资产价格一致，则至少意味着中国多数居民被挤在一个“租界”之外；三是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即中国剩余劳动力过多，因此他们本应廉价，因此他们可以被主流经济(包括雇主和某些经济政策制定者)遗忘。
事实上，在中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后，所谓小康必须意味着社会多数人能够拥有某种资产，否则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很难得到真正保障。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第一，货币政策必须与资产价格挂钩。这是一个近期问题。资产，特别是实物资产价格的过度膨胀意味着多数人在最终被挤出市场，其结果无异于历朝历代的土地兼并，一旦实物资产泡沫膨胀到极限，其后果是经济的硬着陆。在古代，硬着陆的后果是战争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在现代则体现为经济危机以及此后同样出现的财富重新分配。
因此，如果我们试图寻求软着陆，则必须确保资产价格涨幅低于按照“众数”(平均值的一种)测算的一般就业者工薪收入增幅，这样才能推动更多的人进入资产市场而不是被挤出。
第二，让劳动力资本化，并形成准确而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预期。多数人成为资产所有者的另一个前提是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的转化，这同样要求货币政策在中期钉住资产价格。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目标——如果他们仅仅从事简单劳动，那么在田间劳作与在车间操作并无本质差别；在计划经济时代，与农民不同，工人至少存在终身收入保障，而当前我们很难看到两种劳动之间的差别。
因此，真正的目标是通过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一代新兴的人力资本群体，其载体是接受教育。问题是，当前接受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但教育的结果却不能保证人力资本能够成为资产所有者，即投资于人力资本是不合算的。那么，我们看看华南某些发达省份城市地带的城中村，投资于土地等物质资本当“包租公”远远比投资于子女教育更合算。这就回到货币政策的本意，必须确保公众的货币收入不被通货膨胀所吃掉。那么，如果投资后的人力资本收益根本无法覆盖其必要支出——如购买住房，那么这种投资本身就意味着失败，而货币收入即使没有被CPI吃掉，也被资产价格膨胀所消灭。
因此，只有让人力资本回报增长率至少与物质资本回报增幅保持一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才可能真正投资于他们自身及其下一代，而一旦劳动力丧失了转变为人力资本的基本动力，中国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就可能演化为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