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什么?当然是最大程度地获取利润。所以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满足于自给自足式的简单再生产，而是要扩大再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无疑给社会带来了实惠，也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 然而，面对逐渐积聚起来的可支配财富，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能经得住考验，有人甚至暂时或者完全迷失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比如把多余的金钱花费在不必要的奢侈品上，以夸耀自己的财富、增强自己的地位感，比如说追求声色犬马的物欲享受，以求感官的满足，不一而足。 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一种暴发户心态。但如果我们以此指责企业家，他们会感到委屈，申辩说这哪儿是我们的问题，全社会都这样。他们甚至会进一步反问：大环境流行拜金主义，企业家身陷其中岂能幸免？更何况如果企业家不“随声附和”而是洁身自好，保不齐很快被淘汰！
应该承认这个说法在理。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成长，结果自然是消费水平的提高，表现在思想意识上就是大众文化的日益商业化。即便是所谓的高雅文化，如今也很难不被商品气息所浸染，文艺类的更是如此。在文化商人的推动下，许多富裕人家张挂几张名人字画、摆上一些百科全书、弄几张音乐唱片、收集点古董，等等。可是如此摆设非但没有普及和提高高雅文化，反而腐蚀了其内涵和精神。 更深层次地讲，我们必须指出这个说法又不全在理。黑格尔虽然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也有消亡的一天”。基督教新教创始人加尔文主张，作为天职的辛勤劳作是获得荣耀的惟一手段。当这种教义获得广泛传播和接受以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人虽然没有新教，但也有自己的商业道德，比如对勤俭、守信的推崇，对商人社会价值一定程度的肯定，甚至认为经商同样是一种事业。 有人指出，韦伯的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时，首推“勤”与“俭”两大要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也是最古老的训诫，而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习惯突出表现在商人身上。当然，明清商人没有西方新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但他们其中也确有人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比如说“创业垂统”这四个字从来都是开国帝王的专利品，后来也可以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我们的前辈商人由此发展了高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和“德”看得很重。 现代化不全是物质化，它所代表的应该是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善变迁，是一种运用智能以主动抉择、自我改进的共同觉醒与需要。社会进步的根基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逐步完善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义务，科研机构和社团有义务、企业家也有责任。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幸运也许能够带来暂时的荣耀，但只有全身心的奉献方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和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应该把是否具有社会奉献精神列入评判企业家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也许还可以进一步推断，企业家的成功不仅要看他对社会的物质贡献，也要看他自身的“人格形象”。这两个标准应该统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