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6年，专注于中小企业创业的美国商业杂志Inc派员走访德鲁克，请教创业者的定义。德鲁克说，只有一个定义：创业者创造了新颖而与众不同的事物。Inc问，从这一点上看，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创业者吗？德鲁克毫不迟疑地回答：“不，我是一个作家。我不能、也永远不会经营一家企业。与人们头脑中的固有形象不同，创业者并不是独来独往的人。而我总是独来独往。”
刚刚以96岁高龄病逝的彼得·德鲁克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独来独往者。市面上存在无数的有关如何做经理人乃至如何做创业者的书（德鲁克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开山鼻祖），但是，却没有什么书告诉你如何做一个特立独行者。要想洞悉其中的奥秘，就让我们一起来阅读德鲁克这本大书吧。
德鲁克的一生堪称漫长，但却并非一首平淡无波的乐章，而是充满激动人心的跌宕起伏。1909年他在维也纳呱呱坠地时，奥匈帝国尚存；他的童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度过，战后，他亲眼目睹了这个老大帝国的分崩离析，见证了维也纳从一个达官贵人和智者文豪的荟萃之地变为一个小国之都的伤心之旅；20世纪30年代，他先是在德国，然后在英国，冷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在大萧条时期他远渡重洋到了美国，经历了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看着美国克服自身的孤立主义，一步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
在这样变动不居的环境中，德鲁克做过记者、证券分析师、作家、咨询顾问和教师，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了75年。从外表看来，他似乎非常主动地迎接生活的各种挑战，但德鲁克自己的总结却不是这样：“在我早期的学徒生涯结束以后，我的每一个工作都是偶然碰上的。……如果我们活得足够长，大多数人都需要改换生涯。如果你的人生规划面对机会不能够保持开放，那还要这种规划做什么用呢？规划的惟一目的是帮助你分辨何种机会适合，何种不适合。我总是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我并不照规划按部就班地行事，而是规划自己该获取什么额外的技能以胜任我的工作。”
这种被动性与商业社会中不惜任何代价主动进取的习性似乎格格不入。然而，在无形资产大行其道、靠头脑和口碑制胜的领域中，后退一步，让命运牵引自身，不失为一种高明的策略。它使人得以识别一些难以想象的机会。
1941年，德鲁克在美国完成《工业人的未来》一书，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终将成为工业社会的主体。1943年晚秋，他接到通用汽车公司公关主管的电话，邀请他深入研究这家企业。从未在大企业或是其他大型组织服务过的德鲁克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满足他进行“工业秩序的解剖”的夙愿。但是，在当时的学术气氛下，从事这种研究，会影响到德鲁克在经济学或是政治学学界的发展。德鲁克没有退缩，因为他的初衷是开启“管理”这门尚未为人所知的学科。有关通用汽车公司的书《公司的概念》使他一战成名，此后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有一句老话说，对管理学作者而言，挑战就是找到德鲁克说得还不够好的地方。这是因为，管理学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追溯到德鲁克那里。分权、赋权、利润中心、目标管理、创造顾客、私有化、知识工作、外包、第二职业生涯、非营利组织……德鲁克定义管理思潮的能力是惊人的，他集系统的观察者、规则的确立者和基本原则与习惯的推广者于一身。
见及此，人们不禁要问，德鲁克是怎样修炼成大师的？我认为，德鲁克的成功离不开如下几条“彼得原则”：
像旁观者一样思考
德鲁克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旁观者的历险》，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他讲述了在1923年11月的一个萧瑟冬日，如何发现自己是一个旁观者。“我们这种人天生如此，而非后天刻意培养出来的。”
旁观者没有个人历史可言。他们虽也在舞台上，却毫无戏份，甚至于连观众都不是。但他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注意到演员或观众看不到的地方；“毕竟，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并反复思考――他的思索，不是像镜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种三棱镜似的折射。”
德鲁克自视为时代的“旁观者”，但这种旁观决不是“袖手旁观”，这从“历险”二字就可以看出来。像亚当·斯密一样，德鲁克是一个注重现实的哲学家。他洞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变化，并对这种种变化赋予意义；也因此，他的著作超越了单纯的管理或是财富的生产。他的睿智全部围绕着如何让人们过上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和有益的生活，以及如何为此打造更多的机会和调动更多的资源而展开，这使得其理论具有一种不随时间流逝而破损的普世性。在这方面，我们说德鲁克是时代的旁观者，更是时代的解读者。
远眺窗外，视其所视
虽然偶有失手，德鲁克还是赢得了善于预测的名声。例如，多年以前他看到私人退休计划和养老基金的扩展导致美国企业所有者的变化，由此预测到公司治理结构将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迄今仍未平息。1960年他相信知识工作者终将取代蓝领工人成为工作场所的核心，企业必须是一个由平等者、同事和工作伙伴构成的组织，要求不能只是为了股东而管理企业，这一远见也日益为实践所证明。
尽管如此，德鲁克认为自己“从不预测”，而只是“远眺窗外”，去寻找已经发生、但还没产生全面冲击的变动。他的目光从来都只落在现实中明显的事情上面，而不是什么遥远的未来上，因为他相信没有人能够看清未来。如果你发现了明显的事实，你也就触及了人们最深切的需求。德鲁克总是把现实的事件与历史模式相比较，从而使自己能够明了这些现实事件的意义。这样做过之后，他会自问，在这幅现实的图画中，有些什么东西使人们困窘不安呢？
终生学习，兼收并蓄
德鲁克有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每隔三四年，会选择一项新主题加以研究，它们可能是统计学、中世纪史、日本艺术或经济史，这种方法他坚持了70年。视野广阔、触类旁通，让德鲁克的文字富有历史纵深感，也让他获得了超越管理学领域的盛名。
或许花上三四年时间还无法成为该项主题的专家，但这已足够让德鲁克懂得其中的基本内容。这样做不但为他累积了相当可观的知识，也使他时刻鞭策自己保持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每一种新学科、新方法。德鲁克并不主张“深耕”所有的主题，他在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时非常注意平衡：要深入到能够从中获取新视角的程度，但又保持不陷入太深以至丧失了作出自己不同的假设的可能性。
追求完美，心中有秤
19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作曲家威尔第于1883年所作的最后一部歌剧《福斯塔夫》曾给年轻的德鲁克以心灵上的极大震撼。创作这部歌剧时，威尔第已经80岁了，他说：“我一生都是音乐家，且一直竭力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是否已达到这个境界，只是下定了决心再努力一试。”这段话成了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铭。
“心中有秤”的原则来自古希腊著名雕刻家菲迪亚斯的典故。公元前440年，菲迪亚斯受委派为雅典的帕台农神殿制作雕像，今天，这座雕像依然伫立在神殿的屋顶上。当菲迪亚斯完成雕像，索取薪酬时，雅典市的会计官却不愿意付款。他说：“这座雕像站在神殿屋顶上，而殿堂又位于雅典的最高山坡上，除了雕像的正面以外，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在背面什么也看不到的情况下，你怎么仍然向我们索取整个雕像的薪水？”菲迪亚斯反驳说：“你错了，上帝会看见。”
德鲁克感叹20世纪大量生产的工业社会，使人们失去了气质和特色。官员、商人和学者，似乎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连贺卡也是大批生产、由别人替你写好的商品。从上面两个德鲁克乐道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生特立独行的精神源泉所在；也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回忆录充满了特立独行的人的故事。
让其他人的生命有所不同
1950年1月3日，德鲁克和他父亲一起去看望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66岁的熊彼特誉满全球，在哈佛大学任教，同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德鲁克的父亲向他问道：“你现在还跟人提起希望后人怎样记得你吗？”熊彼特听了放声大笑，因年轻时的熊彼特希望有人记起他曾是欧洲最伟大的情圣、最伟大的骑师，或许，也是全球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熊彼特回答：“是啊，对我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但是，答案却和原来大不相同了。我希望人们会记得，我曾是一名将许多优秀学生培养成一流经济学家的老师。到了这个年纪，人们是不是记得我写的书和理论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的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他的一生也只能算是表现平平而已。”见面后的第五天，熊彼特与世长辞。
曾经当过熊彼特学生的德鲁克，希望后人记住他什么呢？他生前说：“长久来看，我的著作和思想都算不了什么。理论不值一哂，惟一重要的是触动人。我曾经让人省悟吗？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悟性会持久，而理论不会。甚至这种省悟也会退化成几个微小的细节，情况就是如此。几个微小的细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意义，这才值得一提。”
考虑到难以数计的人遵行德鲁克的原则而改变了自身的行为，实现了他们的想法，可以说，德鲁克也许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