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老吾老，及人之老。”这个貌似老生常谈的话题没有出现在达沃斯的新领军者年会上，但却依然为众人所瞩目。 "人口问题是全球风险的最终问题."一位美国专家如是说。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依然有来自中国政府的高官表达了他的思考和忧虑，尤其是对社会保障问题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反思，他就是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 事实上，如果仔细留意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多位著名的金融高官都在多年如一日的持续关注着这个攸关国计民生的沉重话题，有过慷慨陈辞，有过温情表态，还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和制度设计。 周小川、高西庆、郭树清、李剑阁、易纲…… 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但目标却高度统一，其中一位就曾坦言，在学术观点上尽可百花齐放，“合而不同”。如果让他们在达沃斯来一场针锋相对的PK，会不会对未来的改革形成一份影响深远的达沃斯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发生在2001年的辽宁省。至2001年始，辽宁作为试点，率先对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按照8%的比例做实，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75%：25%的比例进行补贴，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每年中央财政都会拿出14.4亿进行定额补助，截止2006年底，其积累的资金已达到282亿。与许多其他省份高额的空帐缺口相比，辽宁，包括大连人民的社会保障富足而实在。所以在大连的论坛上关注社会保障的改革问题，意味深长。
“要改的不是政策，而是体制，我们需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我们要通过市场的力量使人们受益，中国的储蓄力增加但是并不是消费者的储蓄增加了，一般的家庭都是存款25%，然后自己支出75%，但是我们的储蓄率很高很大程度的原因是企业的储蓄率很高，有些就是在我们要求一些资源型的企业，应该跟社会分享他们的收益。国营企业有很大的盈利他们不把盈利分红给政府，这些都是体制上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政策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一点。”张晓强在达卧斯论坛的这番表态尽管远不及他的其他发言抢眼，但却意味深长。 “（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过程）要创新、大胆、慷慨”去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墨尔本出席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的提议言犹在耳。他指出，当前中国财政状况良好，储蓄率较高，是推进社保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 对社保问题的评头论足似乎并非央行行长的份内事，但我们依然愿意为他的慷慨叫好。事实上，周小川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设计，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理论奠基人之一。他甚至早在1997年就凭借《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一文获锝了“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年度大奖。 2006年12月19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资委坚决支持把部分国企的收益转到社保基金。“任何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也都难免会生病，所以，社保基金很重要。”这番表态使人们看到了铁腕李荣融温情平易的另一面。一个官员自觉自愿的放弃某种部门利益，与其说他看到了大我，不如说他感同身受的释放了小我。
“一个不同情穷人，不帮助穷人的社会同样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另外一个央行高官不经意的真情流露。事实上，他同样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热情关注者，参与者和设计者之一。不久前，他还在著名的比较杂志发表了自己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转型名义帐户制的新思路。 随后不久，比较杂志刊登了另外一部大家之作，来自时任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长高西庆。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个人帐户管理所采取的“个人缴费、地方管理、中央负责”的模式事实上存在激励扭曲，、利益冲突的问题：个人缴费却无参与，地方管理而无责任，中央负责而无控制，其结果之一就是个人帐户资金成为各路神仙、妖怪眼中的唐僧肉，积累资金则成为埋在底下钱罐里剩锈的守岁银，甚至成为冗员安排的温床、设租寻租的竞逐场。基于现状他呼吁对个人帐户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个人积极参与，政府有限监督”的体制。 郭树清一石三鸟的建议同样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