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1日中国正式实施人民币汇率改革,由于汇改之后基准利率成为影响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因素,所以中美利差的走势一直伴随人民币升值过程,成为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重要依据之一,中美利差也对市场真正具有了参考意义。此后直至2006年9月美联储暂停加息以后,中美利差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2007年以来又急剧缩小的一个动态过程。
那么中美利差的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反映了中美双方经济关系的什么趋势,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会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演变?为什么中美利差能够上升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或者说,应该如何比较准确地理解中美利差的动态过程?
中美利差最初具有缓冲作用
我们都知道,在2003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前后,直至2005年全球能源资源价格快速上涨前,流动性过剩这个概念出现的还没有现在这样频繁,整体金融环境虽然十分宽松,像美国的利率就非常低仅仅为1%,甚至日本在这一期间经历了痛苦的通缩周期,所以全球仍然对通缩言之色变,实际上一些新兴市场也确实没有流动性过剩的情况,整体上全球处于一个宽松而没有泛滥的环境里。
2005年能源资源价格开始快速上涨,同时美元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显著贬值过程,这撬动了全球金融环境的微弱平衡,国际市场的信心突然发生转变,虽然在宽松的金融环境里没有出现的流动性泛滥,却在转向紧缩的环境里一发而不可收拾,流动性过剩抑或流动性泛滥成为越来越常见到的词汇。虽然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央行几乎都在不同程度和速度地收紧流动性,但是长期低利率下潜伏的流动性过剩却似乎受到了鼓励愈发泛滥。
这个时候中国的情况与外部很不一样,汇改之前相对封闭的国内金融市场有效地阻隔了全球流动性的传递,那个时候顺差也没这么大,所以美联储已经在持续地连续加息,而中国央行完全可以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放任中美利差随着美联储加息的步伐而有节奏地扩大。而中美利差有节奏地扩大的这样一段时期之内,也为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适应汇改转型提供了缓冲,作为稳定本币的重要依据,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的利差,有利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增长,所以中美利差在当时对中国来说,具有缓冲全球化冲击的作用。
全球市场的差异化愈演愈烈
可以说,2005年前后除了美联储维持了加息紧缩的节奏,以及个别的高息货币国家,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对于加息都还是象征性的,特别是欧盟和中国都不能不顾及健康适当的市场指标,而盲目追随美联储加息的节奏,所以利差的扩大就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也表明流动性泛滥的冲击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中国央行在整个2005年仅仅上调了房贷利率,以示对逐渐升温的房产市场的关注,显然那个时候房产市场还远没有今天这样“不可抑止”。
因此全球金融市场整体上开始出现差异化扩大的端倪,即从最初的整体超宽松的金融环境开始向松紧不同的差异化的方向演变,而由于能源资源价格出现了历史性的涨幅,不同行业和领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使通胀压力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甚至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表现,这种非均衡的通胀状态既是市场差异化的表现,又是差异化进一步愈演愈烈的初始阶段,直至全面通胀的风险达到高点和全球开始加速弥合差异化。
中美利差实际上是中美金融政策差异的主要反映,这在其后中美利差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得以体现。到2006年8月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上调到5.25%之后就再也没变过,而同时中国央行则开始了连续的加息进程,中美利差在达到高点3%之后,开始了一个由慢而快又急剧缩减的过程,这说明中美差异化在达到高点之后开始走向快速弥合。
利差反映中美关系的动态平衡
在中美利差达到高点并快速缩减的这个过程,中美双方同时实现了战略经济对话而使双方经济关系更加紧密,双方在更多的战略领域加深了务实合作,可以说中美利差动态变化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中美双方弥合差异、加强协调合关系紧密的过程。中美利差的缩减不仅反映了双方金融政策差异显著减少和金融合作快速加强,同时也反映了双方在战略经济领域乃至双边政治军事关系中的差异显著减少的这样一个过程。
从这一点上看,中美利差就不仅是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度量因素,当然从市场操作和技术角度看,中美利差始终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中美利差最主要的还是反映中美金融政策差异的重要指标,甚至还是中美双方经济密切关系的一个动态反映指标,这从总体上反映了中国在对美经济关系中快速上升乃至达到动态平衡的过程。尽管此后中美利差仍然可能会随世界市场的动荡而变化,但是中国却已经走过了地位上升这一个过程。
(另见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