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年6月初公布的5月中国PMI数据让很多关注的人大吃一惊。由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8%，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而由汇丰银行公布的5月份汇丰制造业PMI为49.2%，创8个月新低。这也是2013年第一次出现中国制造业官方景气指数与汇丰银行编制的数据“打架”的情况。 对此，普遍的解释为，二者走势背离是由于汇丰PMI集中反映中小企业情况；官方PMI则由于今年将调查对象扩大（由820家增加到3,000家），大中企业对权重的影响使得官方PMI更多反映大企业的景气程度。中国5月份PMI指数分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PMI为51.1%，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中型企业PMI为51.4%，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7.3%，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 但不管怎么说，此指标的分化使市场人士之间出现了分歧。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比较乐观，在他看来，去年5月以来出台的稳增长的措施还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两会后新一届政府的各领域改革，将会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同意牛犁的观点，他说：“无论哪个数据都表明经济并不乐观，现在实体经济还存在明显去库存压力，产能过剩依然严重。中小企业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实体经济萎缩，另外一方面是融资难，其面临着更糟糕的生存环境，如果持续下去，出现全国性的温州金融危机并不是不可能。” “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情况将导致中国经济向通货紧缩滑去。” 通缩的逻辑 一个可见的指标组数据是，外贸出口和内需消费正在向下滑行。2013年6月中旬，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5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15万亿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仅增长0.4%。其中，出口同比仅增长1%，远低于上月的14.7%以及市场预期的7.4%；进口则同比下滑了0.3%，也远低于4月的16.8%以及市场预期值6.6%。其中，1%的出口同比增速为去年7月以来最低。与此相对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9%，环比下降0.6%，PPI创出自去年四季度以来的最大同比降幅。 一般来说，通缩往往会导致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居民家庭的消费意愿下降、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社会福利状况恶化，影响社会稳定。纵观以往各国发生的通缩情况，美国和日本的情形最值得目前借鉴：1929年开始，美国经历过4年的大萧条时期。在此期间，美联储因未及时干预银行倒闭，造成民众信心大幅下滑，进而使金融系统近乎完全崩溃。据数据统计，当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9%，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25%，股市暴跌85%，失业率从3%上升为25%。最后，当时新任总统罗斯福通过实施一系列新政，使美国经济逐步走出通货紧缩和大萧条阴影，这也被称为“罗斯福新政”。 而在本世纪90年代的亚洲，日本也面临着相似的考验。在被此后称为“失去的十年”间，日本名义GDP增长率不足1%，CPI指数均为负值，日经指数下跌近78%；失业率从2.1%上升到5.4%。目前，主流经济学界认为，造成日本“失去的十年”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僵化导致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虽然为了扭转颓势，日本后来针对未及时处理巨额银行不良资产、过早结束零利率政策和过早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进行了修正，推出了高达130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实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允许日元贬值；出台一系列旨在清理银行不良资产、加强银行业危机管理的金融法案等。但这时时机已晚，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严重等问题已凸显，日本经济难以摆脱经济增长低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再次陷入通缩的情况。 纵观这两次经验可以看出，通缩往往会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这也直接直接导致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居民家庭的消费意愿下降，进而使得社会福利状况恶化，而根据美国和日本治理通缩的经验可以看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是应对通缩的重要保障，而正确判断形势、避免政策失误是治理通缩的关键环节。
中国情况 可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情况要远比美日当时的状况复杂。不久前，很多经济学人士和企业家在各媒体竞相呼吁，中国应该加大投资，减息增贷。诚然，在经济危机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竞相释放流动性，实行量化宽松措施。然而，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工业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高企，资源枯竭，河流污染。据有关资料统计，2013年5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5.8%，过去十年，这一数字的年均复合增长高达18.2％。 瑞士银行原董事张化侨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得了肥胖症的中年男人，喝了太多茅台酒，吃了太多鲍鱼，得了高血压和肝硬化。他一走路就大喘粗气。所以，目前中国应该加息，而不是减息。不过，减息并非想象中那样简单。目前，中国GDP增幅已经从“保八”变为“破八”，不久前，IMF将中国2013和2014年GDP增速预期均下调至7.75%，在这之前，IMF的原预期分别为8%、8.2%；而M2增幅虽然看起来持续增长，但已经比20%的增长率明显下降。今年5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PPIRM）同比下降3.0%，环比下降0.6%，而联想到CPI增幅，明显看出了需求正在下降。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相对于通胀，更需警惕通缩风险。” 实际上，这并非是中国第一次面对通缩，在1998到2002年4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从1990到1997年的10.4%下降到8.2%，M2年均增速从1990到1997年的21.5%下降到15.2%；CPI增速频频出现负增长。对此，中国经济学家总结认为，导致这段时间通缩的因素主要是：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前经济过热导致国内供给相对过剩，重复建设加剧产能过剩；国企改革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和滞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削弱了人们的购买能力和意愿；亚洲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低迷等?? 对此，中国政府的应对方案只能称得上是中规中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安全，但只能称得上是不过不失，拉动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为主要内容的国内投资需求虽然可圈可点，但后续政策与监管乏力，造成了房价大幅上升，有泡沫化倾向。 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范建军表示，货币当局应放弃年初制定的13%的广义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把调控重点放在如何避免经济步入通货紧缩，如何化解名义总需求不足与实际总供给过剩的矛盾上来。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尽快重启逆回购，使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保持在一个相当宽松的水平上，通过市场操作，使得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保持在2%—2.5%的较低水平。同时，放开房地产企业的各类融资限制，推动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 当然，这样激进的言论并非主流，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学家李炜就认为：“未来中国防止结构性通胀是更加紧迫的一个任务。”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指出，中国经济需要牺牲短期增长来完成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