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未来学家？
《国际航空报》记者：外界对你的评价一直很高，在关于数字化对中国影响方面，因为把《数字化生存》翻译到国内，你被称为“中国数字化的第一人”，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胡泳：这是我个人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我刚开始做互联网是1995年的时候，到现在有十二年了。好多想法当时觉得还不是很现实，但今天回头来看，好多东西不仅是现实的，而且甚至是过于现实了。就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来看，我觉得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做了一件合适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个人从事媒体行业以来，做得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国际航空报》记者：很多人觉得你像个未来学家，大概是因为以前说的很多网络方面的东西到现在都一一兑现了，你觉得自己是个未来学家吗？
胡泳：我是做媒体的，自己对技术不是很通。我对互联网发生兴趣的原因很简单，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网的感觉。那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校园里已经有互联网了，社会上还基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东西。1995年的时候北京电报局可能有3000个互联网用户，但在校园里已经有了E-mail、bbs等。
1995年10月，我第一次去清华大学上网，在一个bbs上大家在讨论台湾问题。这样一个媒体形态给我特别大的震惊。因为这在我们那个做媒体的时代是绝对不能想象的。我们那时在做《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中国没有生活周刊，大量模仿美国的《时代周刊》。与读者互动唯一的通道就是在前面做读者来信，这在当时是个新鲜的东西，觉得和读者拉近距离了，增强互动了，但这种互动和互联网相比太苍白了。所以我当时特别震惊，觉得互联网一定会超越所有的媒体。那次上网经历改变了我，从那以后我到处搜集互联网的材料，我上网，凡是有Internet字样的东西我就拷下来，琢磨它。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写本书。在找材料的过程中，翻译了《数字化生存》。所以我觉得我不是有颠覆未来的本事，主要是互联网的影响力太强了，让你原来的很多思维、信念坍塌掉了。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改变很多未来的事情。
《国际航空报》记者：刚才你说到从事媒体行业，其实关于个人身份问题，你的身份似乎比较多，除了曾经做过的传统媒体，还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总策划、总导演、互联网评论家、管理图书出版人、专栏作家等。感觉跨度比较大，你自己如何理解其中的共性或逻辑？
胡泳：其实总的来讲，我个人做的事情有一个阶段性。我自己是学媒体的，一直在做媒体，到现在为止做了十几年了。开始就是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媒体记者一样，采访、写作。开始是做报纸的记者，然后做《三联生活周刊》经济板块的主笔，也就是做杂志。但是在做杂志的过程中我觉得互联网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个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工夫在推动互联网上面。与此同时，我自己除了在做数字文化外，对企业管理也发生了兴趣。
在平面媒体和网络的活动大概一直持续到2001年左右。然后我进入电视台，电视台看上去是一个跟平面媒体不同的媒体样式，但其实我在里面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做的基本上全是财经，是宏观经济、企业管理。所以在大跨度的活动中，我的基本的活动内容具有一致性。等于说我做的基本就是两件事：互联网和管理。看上去可能做过的事情比较多，但个人的主要兴趣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中国互联网成功的非技术因素
《国际航空报》记者：在工作重心发生改变后，互联网方面你最近参与的似乎少了一些？
胡泳：互联网仍然在做。我们曾经在1997年的时候做过一套《网络文化丛书》，当时是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最早从文化角度看互联网的一批著作。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计划再做一批关于互联网的丛书。做这个书本意不是想赶时髦，因为互联网它本身表层的东西或者说是尘土飞扬的东西特别多。十多年以来中国的互联网和国外的互联网在我看来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由于中国本土土壤的不同，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不同，中国人本身跟外国人不同。大家都说互联网是无国界的，但中国互联网产生的很多东西确实和其他地方的互联网是不一样的。
十年以后，再来做书的时候，我的第一主张是，我们要做关于中国互联网的东西。要观察中国互联网真正的问题，不是像十年前更多的是以引进为主，告诉中国人什么叫互联网，互联网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当时肯定是以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或者技术成果的目的为主。但是十多年以后，感觉一定能从中国互联网的本土经验总结出一些东西来，这是一个基本的主旨；第二，就是希望能够在尘土飞扬的地方穿越尘土看见一些东西。这个东西不求你有多长的历史价值，但是对于现实这种纷繁喧嚣杂乱的东西你有一个沉淀，然后你能用学理总结归纳出一些东西来。这套书在明年年初大概会推出五六本，这个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国际航空报》记者：刚才提到了互联网的中国特色。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互联网的成功，包括像新浪这样的一些门户网站的成功，有一些中国特色的，认为中国互联网承载了很多民生和民主的意义。你的理解也是如此吗？
胡泳：我觉得这个意义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因为技术有一个所谓的上下文或者说语境。也就是说一项技术拿过来，不是说这个技术就能改变一切，这个技术一定是要植根到现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中。所以说，在中国就会出现别的地方尤其是互联网领先的那些国家所没有的东西。像新浪这种新闻门户，在美国是绝对没有的，这个肯定是中国特色。还有像QQ这种典型的以青少年用户为基础的网络，现在可能还超越了传统网络用户，形成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至于说互联网上流行的东西，中西方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有它独有的东西。
为什么中国容易造成互联网上舆论的激烈程度超越传统媒体？一个原因就在于传统媒体不可能给普通的中国人以表达的渠道，所以说当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互联网以后，它肯定以一种更加迅猛、更加极端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出现。所以，你就看见互联网上有时候很多人有愤青、暴民的倾向。
《国际航空报》记者：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现状是否已经超过了你十年以前的预期？
胡泳：我觉得，有些地方是百分之百地超过了，但是有些地方互联网的潜力没有真正实现。因为当年像我们这些所谓的互联网的鼓噪者，更多地是从乐观的角度看待互联网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和中国整个近代史是相关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打进来，当时大家首先说西方人的船比咱们好，他们的技术比咱们好，也就是所谓的船坚炮利。后来发现光改技术不行，要改制度。然后制度不行，最后一定要改文化。所以说会经过近代的几步曲。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最后又归到中国的文化上面来。实际上是走了一个“技术—制度—文化”这样一条线。当时互联网刚进来的时候，首先大家都觉得这个技术本身可能会给中国社会带来非常多的变化，事实上来讲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技术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些东西的基本面我觉得也没改变，比如说制度和文化。
关于电视和博客
《国际航空报》记者：谈谈电视吧，你作为总策划或总导演参与的几档节目《对话》、《经济信息联播》、《赢在中国》等都比较成功，不过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比较精英化的知识分子，而电视无疑又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媒体，人们甚至一直以来以批评电视的庸俗为乐，什么原因让你参与到电视中去？
胡泳：中外的知识分子都认为电视是一种媚俗的东西，面向大众，很多东西是快餐，哗众取宠。但我首先认为我自己是个媒体人士，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因为媒体人士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同真正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是不同的，当你做媒体的时候想到的是要为哪些受众服务，服务的时候有什么价值观，怎么把这些价值观导给服务的受众。我认为没有价值观的媒体人士是不合格的媒体人士。当你置身于媒体的时候，看事物不可能像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样说这个东西很烂，只能说媒体对我们来讲首先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专业所在，我们通过这个专业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时候你的视角会不一样，心态会不一样，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也会不一样。如果把做媒体的人也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话，我认为媒体的知识分子是不同于另外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它是一个独特的群体。
《国际航空报》记者：你本人也写博客，还是一个博客网站的总编辑，关于博客的商业前途你持何种看法？
胡泳：博客也涉及到中国互联网特色的问题，中外的发展路径是不同的。在美国，博客所衍生出来的东西有的是很好的模式。比如说它的博客搜索，还有一些工具开发商，国外有的东西是我们不具备的，他们确实能用工具或软件制造钱。当它有一个用户特别愿意使用的工具的时候，它这个东西本身就能卖钱。在中国这种工具性地赚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点有巨大的不同。第二点，他们博客的专业化确实能够导致广告的投放，从这点来说，我对中国博客的商业前途也不看好。中国互联网广告的增长势头一定会比传统媒体好，但它主要的吸纳对象一定是门户网站，几家网站巨头把这广告份额分得差不多了。偶尔剩下的广告投入到一些垂直的网站上，但你要说投放都某个博客上，或某个博客的出版商上，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博客出版商的商业前景都会是暗淡的。
《国际航空报》记者：总体来说，我觉得你对时代的发展感比较敏锐，对历史的脉搏把握得比较准，而媒体从业者本身却是容易浮躁的，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你的这种敏锐感来自于什么？
胡泳：我觉得这个和80年代的环境有关系。80年代初改革开放允许读一些西方的书，《第三次浪潮》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那本书当时在中国卖了100多万，给中国人的震惊是蛮大的。我不觉得那本书写得多好，但给封闭很久的中国却带来了很大的震惊。我那时读高中，看那本书感觉是天方夜谭，当时书上用了个词“prosumer”，翻译成中文是产消合一者。我当时对这个词印象特别深，当时不明白，但很好奇。觉得这个未来的东西有一天会来，但和自己的现实又隔得特别远。
另外一个给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走向未来》丛书，它包罗万象，各个学科都有，信息量特别大，我当时是如饥似渴地读这套书，因为自己的学科知识是空白的。整个80年代，我觉得中国社会的理想化程度会高一些。大家真心实意地想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我耳濡目染，包括我自己在社科院，在人民日报，受到大量的熏陶。我觉得我知识的积累和80年代很有关系。
另外的原因，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做开风气之先的事，包括做电视，我做的三个栏目各有不同。一个是《经济信息联播》，当时央视没有经济新闻，我做《经济信息联播》当时很苦，从早上九点上班到晚上十点半。后来做《对话》，是谈话类节目，主旨是商业思想的碰撞，到后来的《赢在中国》，是真人秀形式。图书方面，可以自豪地说我做管理书在中国也是很早的，《海尔中国造》是中国最早的企业史著作之一。也就是说，我个人愿意尝试各种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所欠缺的。
未来：回到大学去教书
《国际航空报》记者：对于自己的职业有没有终极规划？
胡泳：我可能最终会回到大学去教书。那也不是很遥远的事，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因为媒体有一个规律，到你精力和年龄都不济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很难做得更好了。因为媒体的压力太大了，它消耗的东西太多。我觉得我积累了这么多东西，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国际航空报》记者：如果去大学教书，想一想会教哪些方面的东西？自己有没有想过具体的研究方向？
胡泳：我是学政治学的，我感觉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来看，一直以来中国人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形象和身份，中国人还是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今天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
我自己最后的专业是政治学。我可能会找一个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结合点。前面我可能做的事情多，后面可能反思的时间多。
《国际航空报》记者：刘小枫写过一本书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你内心的怕和爱是什么？
胡泳：有的人会认为自己那代人最惨，有的人会认为自己那代人最幸运，总之会给自己所处的时代赋予意义。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80年代求学，所以60年代和80年代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因此决定了我对现在的某些东西是看不惯的，比如说我对目前中国商业文化统治一切非常不认同。价值标准特别单一，商业化不是坏东西，没有商业化就没有自由，但如果一个社会只用一个标准的话，这个社会是蛮可怕的。从社会的角度讲，我最害怕中国社会变成没有价值，没有尊严，没有信仰的社会，所有的中国人变成做事无底线，做人无原则的人。我很害怕这个，这倒不是说我多么忧国忧民，只是我觉得中国社会正岌岌可危地往这方面走。如果生活在一个无法治理的社会是很悲惨的。这是一种巨大的恐惧。
对于我而言，我有受教育的机会，我能够走出中国看到世界，我所做的事情多少能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带来一些改变，很欣慰。恐惧虽然存在，但这个时代还是很好的。它毕竟可以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中国社会的走向就像三峡，长江从源头走到三峡的时候成为一个特别小的口。我觉得从鸦片战争外国人打中国之后，中国基本就在三峡这个口，到现在没走出这个口，当历史和社会突然被挤到一个小的出口的时候，会看到血流成河的现象。或许到2040年我们能走出这个口，你或许看到长江下游一马平川。生于这个时代，我觉得要对中国能走出这个峡口抱有很大的希望。
对未来我是谨慎乐观的，我之所以持谨慎的乐观，可能对过去的东西我想得太多。历史的负载太多了。
《国际航空报》记者：是不是你这一代人的历史负载都很重？
胡泳：我不敢说能代表这一代人。但我个人认为过去历史的负载还是巨大的，我们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这可能是我恐惧的原因。
《国际航空报》记者：现在工作似乎很忙，还有什么阅读习惯呢？你想通过阅读获得哪方面信息？
胡泳：我会同时看好几本书。当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从那个东西我可能就转到另一本书上了。跳跃性的思维多一些。
现在信息来源看书最多，其次是上网。基本不看其他的纸媒体和电视。这一个是时间原因，一个是投入产出比原因。如果一份报纸有100页，但只有2页对我有用，我觉得这是浪费巨大的事情。我没有精力耗在这上面，我一定是找一个对我有用的东西。新媒体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如果对新媒体足够熟，完全可以做到自己想看什么就看到什么，而不是被动地去看。
从业务角度讲，财经、管理看的多，但我视野很杂。现在试图去读一些小说，但感觉不一样了。我会读很古老的小说，比如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我读得津津有味，但这些书大家现在大多都不读了。
（《国际航空报》记者 李礼 李悦 摄影记者 沈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