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绪论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区域内诸多经济体倍受打击，为克服金融危机和预防新的危机，域内各方在寻求金融合作与协调方面很快形成共识。2000年5月，东盟10国与东亚中日韩3国的“10+3”财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著名的“清迈协议”，标志着东亚在区域金融合作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该协议旨在补充现有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中心的国际资金援助机制，为成员国家在面临国际收支困难和外汇支付危机时提供短期外汇流动性支持。“清迈协议”形成的区域金融和经济合作，虽然没有欧洲联盟那样紧密，但确实有利于域内各国巩固和扩大共识，增强支持和参与区域合作的政治决心和意愿（李晓，2004）。 韩国作为深受东亚金融危机打击的主要当事国，在克服危机和恢复经济过程中，积极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虽然东亚货币一体化尚属远景（Kwack，Anh&Lee,2003），目前的金融合作也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但域内各国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作为东亚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韩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扮演怎样的角色？基本立场上什么？这些问题对于同样积极对待该项合作的我国来说，需要清楚认识。 本文旨在考察韩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背景和战略措施，进而分析其参与该项合作的主要动因，从中寻求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为此，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首先对韩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背景进行考察，其次对韩国参与该项合作的过程与行动策略进行把握，然后基于这些外在表象对其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主要动因进行分析，进而对其未来参与合作的趋势予以展望，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启示。 二、东亚金融合作的促进过程 1．东亚金融合作的缘起与搁浅 1967年8月8日，东南亚6国通过“曼谷宣言”成立金融贸易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但此后东盟的主要致力于外交与安全方面的合作，如在1991年推动柬埔寨实现和平等，而在经济合作方面却缺乏突出成就。最早认为东亚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建立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组织的，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他在1990年提议建立东亚经济决策委员会(EAEC)以促进区域内经济金融合作。由于美国政府迅即公开反对，该提议因此流产。1990年代以后，全球多次爆发金融危机，如1992年欧盟、1994年墨西哥相继发生金融危机。此外，1995年英国著名的巴林银行倒闭和1997年日本山一证券破产，都是隐性坏账扩大使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逐步演变成了信用危机。但这些小范围的危机并未唤起东亚国家的区域性金融合作愿望。 2．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东亚金融合作的再提起 1997年，以泰国发生的泰铢危机为导火索，金融危机突然爆发，迅速波及到基本经济面比较薄弱的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三国货币纷纷迅速贬值；投资者恐慌性撤资使韩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也受到严重冲击。此后，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冲破地域限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1997年10月初，欧洲各主要股票市场纷纷下跌，同时，日本股市、澳洲股市及拉美金融市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这次由泰国货币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表明了一国的金融状况迅速向全球的传递。危机中，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和资产价值跌落了30%-40%，东亚地区的银行和企业陷入空前的财务困境。到1998年，所有受到影响的经济体，包括金融和企业素质相对良好的新加坡和香港，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1998年的经各国巩固和扩大共识，增强支持和参与区域合作的政治决心和意愿（李晓，2004）。 韩国作为深受东亚金融危机打击的主要当事国，在克服危机和恢复经济过程中，积极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虽然东亚货币一体化尚属远景（Kwack，Anh&Lee,2003），目前的金融合作也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但域内各国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作为东亚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韩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扮演怎样的角色？基本立场上什么？这些问题对于同样积极对待该项合作的我国来说，需要清楚认识。 本文旨在考察韩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背景和战略措施，进而分析其参与该项合作的主要动因，从中寻求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为此，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首先对韩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背景进行考察，其次对韩国参与该项合作的过程与行动策略进行把握，然后基于这些外在表象对其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主要动因进行分析，进而对其未来参与合作的趋势予以展望，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启示。 二、东亚金融合作的促进过程 1．东亚金融合作的缘起与搁浅 1967年8月8日，东南亚6国通过“曼谷宣言”成立金融贸易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但此后东盟的主要致力于外交与安全方面的合作，如在1991年推动柬埔寨实现和平等，而在经济合作方面却缺乏突出成就。最早认为东亚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建立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组织的，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他在1990年提议建立东亚经济决策委员会(EAEC)以促进区域内经济金融合作。由于美国政府迅即公开反对，该提议因此流产。1990年代以后，全球多次爆发金融危机，如1992年欧盟、1994年墨西哥相继发生金融危机。此外，1995年英国著名的巴林银行倒闭和1997年日本山一证券破产，都是隐性坏账扩大使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逐步演变成了信用危机。但这些小范围的危机并未唤起东亚国家的区域性金融合作愿望。 2．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东亚金融合作的再提起 1997年，以泰国发生的泰铢危机为导火索，金融危机突然爆发，迅速波及到基本经济面比较薄弱的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三国货币纷纷迅速贬值；投资者恐慌性撤资使韩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也受到严重冲击。此后，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冲破地域限制，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1997年10月初，欧洲各主要股票市场纷纷下跌，同时，日本股市、澳洲股市及拉美金融市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这次由泰国货币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表明了一国的金融状况迅速向全球的传递。危机中，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和资产价值跌落了30%-40%，东亚地区的银行和企业陷入空前的财务困境。到1998年，所有受到影响的经济体，包括金融和企业素质相对良好的新加坡和香港，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1998年的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是-16%，韩国是-1%，马来西亚是-7.5%，泰国是-8%。 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中的结构性矛盾，即东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的银行不良债权、“大企业病”等深层次问题，同时，也使东亚国家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余永定等，2002；何帆，2002）。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整个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该地区各国认识到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鉴于当时已有的亚洲区域性组织并未起到缓解危机的作用，无力对付东亚金融危机，于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迅速引起了各国和地区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关注（Choo&Wang，2002；Kwack,Ahn&Lee，2003），不同层次的货币金融合作方案便陆续提出（详见戴金平熊性美，2001；王庭东，2002；韩斌，2003）。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利用ASEAN10＋3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马尼拉框架会议等许多区域和跨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积极探讨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并在建立资金援助机制、短期资本流动监控、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加强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三、韩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路径与过程 1．韩国的危机克服与战略调整 1997年11月韩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长达三十多年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结构性弊端和外汇储备不足所隐藏的问题。长期以来，以高成本和高投资为特征的韩国公司，盲目追求高速度发展，忽视高借贷带来的危险。由于不顾收益回报和1990年代韩国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些公司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引发了此次金融危机(Choi,1999)。危机爆发后，由于经常项目赤字的积累和低效率投资的暴露，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经济前景的信心逐渐消失。外国资本从韩国快速撤出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的信用危机,高息外债更使得高负债的公司雪上加霜。于是，股市价格一落千丈，造成大量的公司和银行破产。 为了从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韩国当务之急便是尽力解决外汇流通短缺问题，同时全力纠正经济积弊。首先，1997年11月21日，在紧急情况下，韩国政府不得不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加上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的借款，韩国向国际组织共借款350亿美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有效应对和及时提供援助，其救援不仅来得太迟，且对韩国经济改革未能对症下药，因此短期内不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增加了危机对国民所造成的困难，使大量国民的生活下降到贫困线以下。因此，在韩国称1997年以后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这一阶段为“IMF时代”(洪尚和,1998)。其次，把230亿美元的短期外债转为中长期债务，并发行了40亿美元的外汇稳定债券以刺激外汇存款。在金融危机初期，韩国政府加强金融和货币政策以稳定价格和外汇利率，同时维持资本收支盈余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韩国政府采取了更多的微观经济政策，包括低利率政策以增加财政支出。这些政策稳定了外汇利率，保持了经济增长。因此，1999年和2000年韩国经 济分别实现了了10.9%和9.3%的高增长。再次，为了弥补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上的缺陷，摆脱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体制，建立起更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危机中接掌政权的金大中政府决心推行经济改革，这场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企业、金融、公共部门和劳务等四个方面（韩国政府，1998;Choi,1999）。 在摆脱金融危机和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韩国对其经济战略也进行了的调整。自1997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后，在东亚和东北亚各国建立地区性经济共同体的愿望日趋强烈的形势下，韩国政府提出了建立“东亚中枢国家”和“东北亚经济中心”的方案。2002年7月29日金大中政府发表了关于21世纪韩国“构筑东亚经济中心国家的方案”，其主要核心内容包括扩充东北亚物流中心的硬件设施和发展配套软件等4个环节。2003年初卢武铉执政后，对该方案加以具体化并将“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战略”作为新一届政府的10大国政计划加以推进。他多次强调国民要充分认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努力实现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即与区域内各国展开公平竞争与密切合作，实现经济的“第二次腾飞”，争取在5-7年内把韩国建设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东北亚中枢国家”，确保其在东北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为此，2003年4月7日韩国政府设立了直属于总统府青瓦台的“东北亚经济中心推进委员会”，作为专门机构负责该项计划的执行。韩国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战略，主要是通过建设东北亚金融商业中心、物流中心、创造型国家创新体系构筑、吸引外资和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及促进南北韩之间的交流来完成。该项战略的首要内容，就是推行“东北亚金融中枢”之战略（安亨道，2003；安亨道等，2003）。在该计划中，韩国通过提高促进金融产业的健全化和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确立起东北亚的金融中枢地位（参见图1）。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建设8226;将仁川、釜山、光阳等建成东北亚中心物流基地8226;构筑南北韩及欧亚大陆交通网8226;构筑综合物流信息网8226;扩充IT基础设施及培育高科技产业8226;建成零部件与原材料的技术开发及产业转化中心/培育观光产业8226;积极吸引跨国公司8226;放松金融管制，实现金融、外汇的先进化8226;扩充金融、外汇市场的人才与物质等基础设施8226;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物流技术创新群金融图1：卢武铉政府的“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建设体系” 资料来源：（韩国）东北亚经济中心推进委员会，2003 2．韩国对东亚金融合作的反应参与路径 在致力于摆脱金融危机和推行国内经济改革的同时，韩国积极地参与了各层次的东亚区域性及跨区域性经济合作倡议。虽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期间，日本大藏省大臣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提议遭到美国与IMF的反对,但1998年10月日本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出的“新宫泽构想”，受到韩国及其他遭受危机国家的欢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该构想倡议建立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国家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Arai,2000）。2000年2月2日，按照“新宫泽构想”，韩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共同获得了200亿美元资金，其中135亿美元为中长期贷款，65亿美元为短期贷款，22.6亿美元为贷款担保。 韩国的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路径主要有两个，首先是通过ASEAN+3各层次政府间会议参与合作。其次，通过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参与合作。在ASEAN+3合作机制形成过程中，韩国一直比较积极（郑在完等，2004）。1997年12月，韩国参加了第一届东盟加中、日、韩(即9＋3，1999年4月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改为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这一会晤机制为东亚各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了政治支持。在1998年12月檀香山第二届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提出在10+3框架内建立财政及中央银行的对话机制，获得各方赞同。此后，首次10＋3财长会在1999年4月举行，标志着10＋3财政金融合作机制的初步形成。1999年11月28日，韩国参加了马尼拉“ASEAN10+3”峰会，会上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泰国清迈“ASEAN10+3”财长会议上达成了“清迈协议”。这项协议倡导东亚国家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建立区域救援网络、加强各国货币当局现有的合作框架等内容。下图反映了ASEAN+3合作体制的基本结构(见图2)。 “清迈协议”将东盟之间原有的货币互换安排扩展到东盟所有成员国，资金规模扩大到10亿美元；同时，扩大货币互换安排的范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东盟成员、中、日、韩之间签订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00年8月“ASEAN10+3”的13国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定的诞生唤起了人们对于建立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热情。一年以后这一构想已经获得了实质性进展，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和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2001年7月4日，韩国与日本签订了原来50亿美元基础上又增加了2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2001年11月，韩国决定分别与中国、泰国签订20亿美元和10亿美元的货币交换协定。随后，2002年6月24日，韩国与中国签定货币互换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可在必要时向对方提供相当于2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对国际金融机构援助资金的补充，支持对方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和维护金融稳定。 到2003年末，韩国在亚洲共与6个国家签定了总计规模达130亿美元的的货币互换协议。即2001年7月4日与日本的70亿；2002年6月24日与中国的20亿；2002年6月25日与泰国、2002 年7月26日与马来西亚、2002年8月9日与菲律宾、2003年12月24日与印尼各10亿美元。这些货币互换协定将会成为有效应对外汇危机、相互进行金融合作的契机。韩国财经部展望，亚洲国家间货币互换协定完成后，将会加快与国际货币基金(IMF)性质相似的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立步伐。 ASEAN首脑会谈ASEAN+3首脑会谈韩、中、日首脑会谈东亚远景小组/东亚研究小组(EAVG/EASG)ASEAN+3外长会谈（政治与国家安全领域）ASEAN+3经济部长会谈（经济合作领域）ASEAN+3财长会谈（财政、金融领域）副财长及央行副行长会谈高级经济官员会晤SEOM高级官员会晤SOM图2：ASEAN+3合作体制 资料来源：韩国银行，2004.12 除了通过上述ASEAN10+3以外，韩国还通过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xecutives′MeetingofEastAsiaandPacificCentralBanks，以下简称EMEAP）参与东亚金融合作。EMEAP包括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11家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2002年8月，泰国总理他信最先提出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的倡议，韩国随后积极响应和支持。2003年3月，泰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完成设立亚洲债券基金的计划拟制。2003年3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表示支持该建议。2003年6月2日，EMEAP11个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同时发布公告，正式启动亚洲债券基金，共同出资10亿美元，由各国央行动用储备以美元认购，投资于东亚国家发行的美元债券。该基金将以国际清算银行为基金管理人，同时EMEAP将建立管理委员会监督运作。2003年6月22日，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ACD）”会议上，18个成员国的外长发表了关于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清迈宣言》，表明了各方致力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共同意愿。“宣言”提出，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要改善和统一税收、法律、会计、信用担保与评估、清算结算的系统及监管体系；致力于提高区域内的公众认知，创造一个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的环境；发行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券，促进地区内直接投资；采取坚实步骤减少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脆弱性，确保融资模式的多样化。2004年5月，韩国在济州承办了东盟10国及韩、
中、日三国财政部长参加的“东盟+3财长会议”。会议之后举行了用于交流亚洲债券市场主要信息的亚洲债券市场网站开通仪式。 四、韩国东亚金融合作战略分析与未来趋势展望 基于以上客观内容的考察，本部分主要对韩国在参与东亚金融合作过程中所隐含的一些战略因素进行分析，并对韩国今后参与该合作的趋势加以展望。 1．从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背景和契机来看,韩国作为深受东亚金融危机打击的主要当事国，积极参与东亚金融合作主要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建立起有效的预警机制。 一方面，随着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实物经济合作程度加深，韩国一直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比较关注。但在东亚地区，由于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和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的存在，韩国经济始终处于依存而非主导地位，因此，韩国官方并没有动力来倡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韩国成为东亚区域内受害国之一，为寻求长期的经济合作和应对金融领域的当务之急，韩国对东亚金融合作便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韩国虽然发生了金融危机，但其较发达的金融产业并未丧失。在金融合作方面，韩国对自身金融产业的实力比较自信，加上且区域性金融合作有利于其自身金融体制的健全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韩国始终积极参与。 2．从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路径和过程来看,韩国深受东亚金融危机“传染效应”之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韩国克服危机过程又未能充分扮演应有角色，所以，韩国对东亚金融合作寄予厚望。 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凸显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即一个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后，危机迅速向外传播，导致相邻经济体随即陷入危机。这种传染性使得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区域性现象，其防范和解决便日益成为区域性问题。韩国作为这种受“传染效应”波及的当事国，深受其害。“传染效应”所带来的启示，使韩国认识到，解决金融危机除了“全球性方法”即IMF提供的方法之外，还有“区域方法”，即通过建立一种区域性救援机构来防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应对危机时，由于缺乏区域性金融合作机制，任何经济体都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来防止危机的深化和蔓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危机中反应迟缓，救助措施不当，附带条件苛刻，使韩国痛感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金融危机难以奏效1。因此，韩国对于东亚金融合作的各种倡议反应积极，尤其是对“ASEAN10+3”合作机制和“EMEAP”合作方式积极参与，反映出韩国期待着通过区域性协调和合作，提高对危机的预警能力，并为今后发生危机情况下早日作好救助准备。 3．从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实际步骤和举措来看,韩国正在推行“东北亚经济中枢国家” 1IMF和其他的国际组织的突出不同点在于其垂直分层的决策机制，因此，其解救危机的措施受到了很多批评。IMF公关部主任托马斯.道森在2002年7月11日接受新加坡《商业时报》的采访时坦言，在1997-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时，IMF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的确有失妥当，他称那场金融危机的巨大强度曾让IMF感到手足无措，并承认IMF未能根据事态发展采取正确的应变措施，墨守成规让该组织未能及时为亚洲国家提供“危机预警”。 战略，所以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韩国关注的区域重点是东北亚。 当前韩国对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战略重点是，一方面促进东北亚经济协调机制的建立，另一方面把握新世纪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充分利用美、中、日、俄等周边国家的积极影响，降低消极因素，促进南北韩之间经济合作的“活性化”和南北经济共同体的建立。相对于“东北亚经济中心”战略而言，韩国在东亚金融合作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和具体的战略目标。目前，东亚金融合作只是财经部国际合作事业的一项工作之一。从组织机构角度来看，具体负责该事务的是财经部国际合作局金融合作科。可见，参与东亚金融合作，只是为实现“东北亚经济中心”战略创造外部条件的一项具体途径。今后韩国将通过培育本国健全的金融产业，确立其次区域金融中心地位。 4.从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态度与准备措施来看，今后韩国仍将积极参与区域内各项倡议和协调。 韩国在走出危机和恢复经济过程中，对于东亚金融合作，始终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且在各层次论坛和协调中，都是一支重要力量。从长远来看，东亚金融合作尤其是货币同盟等深层次合作将给该地区带来巨大收益。单一货币区的经济收益在于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此外，东亚货币合作还能够带来潜在的政治收益：一方面，地区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有助于维护该地区的安全；另一方面，地区合作能够增加东亚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这正是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积极支持建立东亚货币区的理由。 韩国通过“ASEAN10+3”和“EMEAP”等主要渠道积极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同时，正在深入系统地研究未来东亚单一货币区的可能性与深层次的金融合作方案，如如亚洲借款安排方案（kim,Ryon&Wang，2000）。韩国经济学界的主导观点表明，东亚地区进行深层次的金融货币存在现实困难。一方面，在实物经济领域，东亚国家间远未形成有利于建立区域货币联盟的条件（Lee，Park&Shin,2002；Park&Bae,2002）。另一方面，日本和中国两个经济大国，由于各自国内都面临诸多问题而无暇承担起东亚经济的领导角色。今后在促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二者将共同扮演领导者角色。虽然主导国的缺位将阻碍东亚建立起共同货币区域的进程，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空间仍很广阔（Kwack，Anh&Lee,2003）。韩国银行关于东亚通货同盟问题的一份研究指出，对照欧洲的经验,东亚货币同盟短期内也是不可能的,但区域内国家之间协调各方利益和创造基础条件需要时间，韩国应当在政治经济方面积极参与有关机制的完善（张基善，2004）。韩国权威经济研究机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院长安忠荣提出，东亚经济体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同时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相互学习，进而通过重建亚洲价值体系来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安忠荣，2004）。综合看来，虽然深层次金融合作在东亚地区短期内难以实现，但韩国对此将继续保持积极的态度。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考察韩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背景和近年来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分析了韩国参 与该项合作的主要动因和未来趋势。通过考察和分析发现，在东亚金融合作问题上，韩国作为深受东亚金融危机打击的当事国，渴望通过区域经济协调与合作，避免再受其苦。韩国之所以对东亚区域性金融合作方案反应积极，主要在于东亚金融危机又具有明显的“传染效应”，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韩国克服危机过程中又未能扮演有效角色，所以，韩国期待通过参与东亚金融合作，以免重蹈覆辙。但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韩国目前正致力于推行其“东北亚经济中枢国家”战略，今后其关注的区域重点将是东北亚。鉴于深层次的东亚金融合作是一项长期的方向，韩国将继续保持与区域内成员国之间有关协调。 通过上述综合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韩国的东亚金融合作战略框架和促进措施中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首先，韩国在促进东亚金融合作方面，在努力确立有利的外部合作机制和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将主要致力于推行其“东北亚经济中枢国家”战略。作为东亚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作为与中国经济合作关系日益紧密的近邻伙伴，韩国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积极立场和措施，有利于中国在经济开发方面获得机会，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在开展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获得支持和响应。 目前，韩国对中国经济合作战略主要体现在：对应中国经济发展计划，谋求同中国多渠道、多样式的合作，为把自身建成“东亚中枢国家”，同中国一起发展“环黄海经济圈”，确保和扩大中国市场；同时利用中国东北三省与朝鲜经济交流等朝中关系，创造更多的南北经济合作机会；在京义线--TCR铁路、东海线--TSR铁路连接方面谋求与中国合作，繁荣东北亚经济。 这些策略，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间的经济关系。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不仅在政治上相互信任与共识不断增多，建立起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而且两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也得到全面发展，已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目前，在不包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区的情况下，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投资对象。同样重要的是，韩国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对象和第三大进口来源。据中方统计，两国贸易额1992年为50.3亿美元，2004年已超过900亿美元，年均递增20%以上。中国连续三年成为韩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中国对韩投资也大幅增加，2004年对韩投资19项，金额达到6.24亿美元，同比增长211.8%。韩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热有增无减，而且潜力很大，这对引进资金和技术及产业结构调整无意是难得机会。 目前，中韩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加深。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财经部牵头的“中韩金融合作会议”自1993年9月9日签定合作备忘录以来，每年举行一次，由双方轮流主办，至今已成功举行了13次，为增进中韩金融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在北京签署了人民币和韩元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据此，两银行可在必要时向对方提供相当于2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对国际金融机构援助资金的补充，支持对方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和维护金融稳定。2003年12月4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开辟了外国央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的先河。此后，两国央行之间协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合作项目和交换信息等合作得以深化。此外，自1993年12月，韩国外换银行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分行以 来，已有9家银行在中国开设了15家分行、4个代表处和一家合资银行。目前，韩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服务业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其次，韩国金融体制改革方便的经验对中国有借鉴意义。韩国过去痛苦地克服了金融危机，并以此为契机提高了经济素质。韩国金融界富有处理不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重组，以及控制风险方面的经验，这些对解决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具有借鉴价值。为成功摆脱金融危机的困境，韩国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制方面也有两方面贡献：一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韩国银行充分放松银根，促进萧条的经济复苏；二是为有效进行不良金融机构的有效调整，间接提供政府资金，韩国银行先给存款保险公司提供一些资金，然后再由存款保险公司给不良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韩国在摆脱危机及进行经济转型方面，堪称典范。韩国陷入危机和摆脱危机的经验教训，对处于转型中并一定程度上正在向韩国模式学习的近邻中国来说，无疑具有比较直接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再次，韩国在发展金融产业，促进金融产业实物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努力，值得中国借鉴。外汇危机以后，韩国进行了持续的结构调整和法律制度改善，以此为基础，企业经营及经济体质改善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企业获得了外国投资者的信赖并成为其投资对象，因此，韩国证券市场上外国人所占比重达到了42%。但金融产业和实物经济相比还相对落后，发展速度也相对较慢。韩国政府所推行的东北亚金融中枢战略，就是要更系统地发展和培育金融产业，进而有助于使韩国名符其实地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其目的在于，由此使金融部门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同时将金融产业本身培育成为能够创造高收益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韩国政府期待通过推行“东北亚金融中枢”战略，扩大韩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提高金融市场的素质，同时更有效地使用金融资源，进而促进实物经济的成长和法律及会计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此举是一项使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成长能够同时实现的“双赢”战略，这样，实物经济和金融产业互补发展的良性循环结构就会形成。为实现今后金融市场的先进化，政府计划大举吸引世界主要资产管理公司的地区总部，培育在表亚洲具有代表性的国内金融机构，最终将韩国发展成为亚洲的3大金融中枢。目前，为了取得“东北亚金融中枢”这个成果，韩国正致力于制度和环境的彻底改善。我国也在寻求改善金融业和实物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可以参考韩国在“东北亚金融中枢”战略框架下的促进措施。 最后，中国需要关注和研究最近韩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动向，及时从中寻求参考和借鉴。韩国现政府把“地方分权与国家均衡发展”作为主要国政任务加以促进，同时把“东北亚经济中心”和“地方化”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一直在努力加以推进。韩国政府把“与国民共创民主主义”、“均衡发展的社会”、“和平繁荣的东北亚时代”作为国政目标来加以推进。为实现上述目标，韩国政府最近改善金融环境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对以往一直独立运营的“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高斯达克市场，KOSDAQ）和“期货交易所”这一分立的资本市场运营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3家交易所合并。合并后的“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已于2005年1月27日在釜山开业。合并不仅会带来节省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便利等直接效果，而且对于活跃国内证券市场也会大有裨益。新交易所的开业，也将成为使韩国的市 场成长为“大而坚实的市场”的重要契机。合并后的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的开业，既是韩国“东北亚金融中枢构建”的开端，又是“地方分权与国家均衡发展”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国家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 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将本国的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正在将其分散的市场进行合并。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完成了现货期货市场的统合，目前正在进行国家之间的市场统合；新加坡和香港等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在5-6年前完成了市场统合，正在争相成为东北亚的金融中枢。韩国政府期待，统合后的韩国资本市场，将以其高度的信誉和投资魅力，发展成为全世界顾客乐于选择的“具有品格的市场”，进而成长为“东北亚最好的资本市场”。另外，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的开业，对釜山成为国际性金融期货都市打下了基础。今后，韩国政府努力将釜山发展成为“资产运营业”特色都市，将釜山-镇海经济自由区域连接起来，继续发展有关期货业的基础设施，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韩国新一届政府把“东北亚经济中心”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一直在努力加以推进。这对目前正在积极培育资本市场的中国来说，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和借鉴。 另外，韩国今年将成立专门投资机构管理该国的外汇储备资产。韩国政府2月24日表示，将于7月1日成立韩国投资公司（KoreaInvestmentCorp.），来管理本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并提高投资回报。该公司初步注册资本为1900亿韩元（折合1.89亿美元）。韩国央行计划让韩国投资公司为其管理170亿美元资金，但条件是央行能够随时取出资金。韩国财政部也将把30亿美元委托给韩国投资公司管理，用于投资海外房地产、衍生金融产品及其它资产。尽管韩国央行在美元承压的情况下抛售美元资产并不符合自身利益，但就长期而言，韩国投资公司有可能基于投资回报率而调整美元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韩国外汇储备资产目前位居全球第四，排名在日本、中国和中国台湾之后，2005年2月底储备余额达202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纪录。这种改革方案对于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需要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