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郭冬至 受访人:陈志武
《第一财经日报》:你好像最近把金融研究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
陈志武:是啊。现在我所以研究的都是让我觉得有趣的问题。比如最近我和一些学生在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三个河南村——九连城、牛庄、宋庄做过一次调查,这几个地方的经济差距很明显,各地随机抽样加起来3000多人,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样本群。想了解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
“养儿防老”与“爱孩子”
《第一财经日报》:侧重哪方面的价值观?
陈志武:家庭。我们问卷中有个问题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选择要小孩?”我们给出四个答案,一是传宗接代;二是养儿防老;三是爱孩子;四是其他理由。结果发现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儿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儿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这个结果挺让人难过,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背负着沉重的义务,这是一种幸福的安排吗?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统计数据分析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陈志武:家庭价值观念和金融服务水平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个回归分析,发现决定价值倾向的因素中,一个家庭有没有购买保险等养老计划,比简单的绝对收入水平影响更大。也就是说,那些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人口问题也给我们社会带来很大的困惑,很多人为了未来的保障,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不得不多生孩子,而且要生男孩。根据你的研究,中国农村要化解人口压力,是否也要依靠金融体系的帮助?
陈志武:我相信是这样。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均衡,北京和北京之外的地方几乎是两个世界。社会保障和金融在农村和非中心城市地区发育严重不足,金融服务即使在我的家乡湖南茶陵,离老百姓依然非常遥远。中国老百姓也比较苦,他们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没有办法浪漫,只有“养儿防老”。
家庭中的义务与权利
《第一财经日报》:这是不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有关?这种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是不是也有一种互动的因果关系?
陈志武:当然。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存下来,那时候讲个人主义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后来也是这样。千百年来,在个人层面,生病、交通或工作事故、房子起火等意外事件也会引发财产收入、精神状况上的损失,还有娶媳、嫁女、盖房、养老等,这些大开支项目,都是个人一辈子要应对和不好预测的风险或大额开支。此外,在创业、生产投资上也会面对大大小小的不确定性,有可能血本无归,有可能收成不好,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化解这些风险,强调家族的血缘纽带义务,特别刚性地强调义务,这有它保障社会非常有效的一面。
但它牺牲的就是个人的选择,这是以一种文化的方式固化下来的。我感觉,中国的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强调秩序和义务,而不是权利。这种秩序有时是强加在人头上的,比如我在社会上应该是比较有话语权的,但我回到家乡,我有四个哥哥,他们比我大,所以一起坐在饭桌上,即使我是名牌大学教授,讨论问题,我也得乖乖的,听大哥们说,这是一个文化场,很有意思。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儒家的秩序场有时也有非常温情的一面,毕竟儿孙绕膝也是幸福的事情。但我到美国看到很多年龄很大的老人,都独自居住,孩子都不来照顾,我觉得也有些问题。
陈志武:这我同意,但我强调家庭应以情感为优先,而不是义务,比如我的女儿长大以后假如不爱理我,我会觉得我这个父亲当得太失败了。我也很注重培养孩子和我的感情,但我不会强调你有义务来照顾我,你有义务来听我的话。这和我所接受的价值观就矛盾了,也会让我的孩子不快乐。
美国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们强调的是个人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换言之,儒家文化会通过向你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地去给你“孝顺”。中国以往的模式是后代供养长辈,而且往往引起后代之间互相推诿责任。
金融技术冲击文化观念
《第一财经日报》:文化的惰性是很强大的,比如我自己也算是受现代教育的,但我内心还是觉得自己对家庭和长辈有很大的义务,很难像美国那样。
陈志武:当然需要很长时间。文化我觉得是不能靠大革命的,但我作为学者,主要的工作不是预言明天,而是分析趋势,我相信一旦文化的某种功能由其他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我们会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且没意义。
比如最近木子美和芙蓉姐姐这样的“网络红人”现象,她们的文化姿态完全是悖逆传统的。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社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孤立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而被孤立的人就被隔绝了几乎所有的资源,生存能力非常弱。而今天即使一个女孩子,我可以有自己的财产权,我可以有自己的住房,买养老保险,怕生病还可以买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人生存在社会里就比过去更有底气,不大在乎别人的脸色或偏见,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比过去要健康得多,而且为未来个人自由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金融市场使个人更自由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也有人认为,强调秩序、权威、个人对集体的义务这些东方伦理有其合理的一面,甚至有优越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一面,这种理念好像还有自我强化的趋势?
陈志武:我特别喜欢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发展是为了自由”,谁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对人类的终极追求缺乏理解。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也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至少在家庭价值观念上,北京的观念是比较接近现代性的,我想中国的农村当然应该向北京那样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北京朝农村靠近,家庭的自由会为社会的自由奠定一个基础,这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