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段拥军 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 银行业整体经济效益差，经营状况堪忧。我们随便拿出其中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数据看一看，就可以深深感到此中问题的严重。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情况大同小异。 依照普通人的常识看，管理人员拿高薪一般有这样两种情况：要么，所管理的企业经济效益极好，远远超过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水平，股东或者其代表机构董事会决意给予其高管人员以高薪，比如微软公司总裁，通用公司总裁，比如中集集团总裁等等；要么，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经营情况极不满意，欲通过经理人市场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以大幅度提高企业管理及效益水平。在确定的经营目标下，约定高管以较高的报酬。除了这两种情况，企业所有者一般不会给企业领导人以远远高于经理人市场平均水平的高管薪金。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其高管享受高额薪金，显然不属于这两者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 虽然在今天，劳动价值论观念早已让位于人力资源价值论观念，但是由于国内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像中国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在市场中只能获得较低流动价格一样，中国的经营管理人才在经理人市场中也只能获得较低的流动价格。在不少情况下，国内的经营管理人才不仅不能获得较高的流动价格，甚至根本就是有价无市。很少有企业通过经理人市场聘请高管，经理人才的人力资源价值在缺少市场需求、缺乏公认衡量标准的经济环境下被大大低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鹤立鸡群，以高于社会一般经营管理人员薪酬50倍100倍的水平横空出世，这无论是从经理人市场的行情来看，还是从整个国企经营管理人员的公平角度来说，都是没有道理的。 言及最低工资制度，我们的理论家和资方人士反复强调的理由就是：劳动力价格应该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确定。人为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市场价格，既不利于保持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也不利于更多的劳动力获得就业岗位。从维护劳动力市场权威和就业公平两个方面说都不应该人为提高劳动力资源价格。这个道理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同样是适用的。明明国内经理人市场初步建立，经理人的市场价格很低，大量的经营管理人才即使要价很低都没有企业聘用，何以国有企业所有者要人为将自己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大幅提高，以期与国际市场人力资源价格接轨呢？这对于降低国有企业经营成本，保证国内经理人市场的合理运行，实现国企管理人员待遇与激励机制的合理化，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作为国有企业股东代表的各级政府与国有资产管理局也不应该鼓励上市公司高管无根据的高薪酬。即使外资参股，外方提出管理人员薪酬走国际化的道路，我们也应坚持自己的原则。因为众多上市公司政府都是大股东，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在高管薪酬问题上，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完全掌握得了控制权。除了企业急需而国内无法解决的特殊经营人才，需要从国际人才市场高薪聘请，这样的管理人员薪酬可以作为特例处理外，绝大多数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包括驻外分支机构高管人员，都是不应该享受远远超过国内同行的薪酬待遇的。 这样做有理有据。即使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他们在中国的企业，同样以中国劳动力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价格作基础，确定中国分公司员工与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洋快餐超低的小时工资，以及外企企业中方管理人员工资与外方或外国管理人员工资待遇的显著差异，说明了这一点。从制度公平角度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包括海外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相比，始终是少数。时下的国企上市，在中国基本上是一种福利待遇，完全由行政权力控制，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区别不少仅仅是一块牌子与两块牌子的区别，并没有实现治理结构的根本转变。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得到的是巨额资金和较少约束的支配使用权，这对非上市公司来说已经有了资源占有上的不公平，再无理由的大幅度提高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凸现的更是不同国企经营与管理制度上的不公平。何以同一个资产所有者，同样的劳动贡献，近乎同样的经营与效益，经营权力较小、较受约束的、资源占有较少的公司，其高管的薪酬就要比与之相反的公司低那样多呢？ 政府应该调节和限制在中国经营的各类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酬收入，这属于收入公平应当追求的内容。在中国企业普通劳动者领取的薪酬在一些地方仅仅够每天吃四碗炸酱面[1]的条件下，上市公司管理人员享受巨额薪酬是极不协调的；在中国一般国企管理人员领取5万、7万年薪的情况下，在众多艰苦行业的人工工资只有700-800元的大背景下，个别国有上市公司或者中外合资企业管理人员领取80万、100万、300万、1000万年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国家和政府应该对此进行干预，这是市场自发形成的高度不公平与极度不合理现象，无论就经济本身而言还是从政治角度而言，都是需要纠正的。应该通过特殊的薪酬调节税或薪酬控制政策，将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予以缩小，将这种不合理与不公平薪酬待遇控制在一定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水平，以减少社会的不和谐。 附： 一、上市银行高管年薪排行 上市银行董事长年薪排行 深发展法兰克·纽曼995万元 民生银行董文标452.89万元 浦发银行金运158.5万元 中国银行肖钢152.377万元 工商银行姜建清130万元 兴业银行高建平105.70万元 华夏银行刘海燕103.89万元 招商银行秦晓不在招行领薪酬 上市银行行长年薪排行 深发展法兰克·纽曼995万元 招商银行马蔚华446.18万元 民生银行王世174.47万元 中国银行李礼辉152.8657万元 工商银行杨凯生125万元 华夏银行吴建103.89万元 兴业银行李仁杰101.40万元 浦发银行傅建华未领取全年薪酬 注：除工行和中行外，另外6家银行披露的均为税后收入。 二、上市银行高管的动辄上百万元的收入无疑让人羡慕，但是与同为金融股的中国平安的高管2006年薪金相比仍然颇为不如。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总经理张子欣和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的税后总收入分别达到了1338万元、1115万元和1710万元，首席金融业务执行官RichardJackson税后收入达到1228万元，4位高管的收入均高出纽曼的995万元，是目前A股公司高管中最高的。（北京商报：陈洁和） 三、吴鹍先生在《标普预言并非危言耸听》（2004-11-4）一文中写道 前几天，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称，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时的不良贷款水平仍然高企，要将比率降至5％，须注入逾5000亿美元。倘单靠银行本身的能力，可能须23年才能解决，较去年估计的21年多了两年。标普还预期，四大无法如央行所愿，于2005年前将不良贷款比率降至15％，要达致此目标至少需要6年，而且只要新增贷款中的1％成为不良贷款，也会将年期拉长至10年。
乍一看来，有点危言耸听，23年才能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但以目前四大现状，似在情理之中。我们无法判断标普预言是真抑假，但可以肯定的是，四大要解决不良贷款高企的问题，在现有体制下决非易事。 中国财政部1999－2000年间发行债券，斥资1.4万亿人民币以账面值向四大收购不良资产，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目前的消息上看，央行希望财政部能再次以注资方式剥离不良资产，而财政部倾向于不再向四大银行注资。在财政部上次注资之后的三年来，四大的情况未见有明显的实质性改善。人行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已由2001年底的31％降至2002年底的26.1％，但同期银行贷款增长约20％，这显示不良贷款下降并非来自贷款质量改善，而是其分母－－贷款总额上升，摊薄了不良贷款率。 （附）中国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公布截至2002年底止不良贷款比率： 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客户贷款总额拨备前营运收入 工行25.7％3.0万亿元人民币407.3亿元人民币 中行22.4％1.6万亿元人民币438.9亿元人民币 建行15.4％1.7万亿元人民币360.2亿元人民币 备注： [1]“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开放改革的发源地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时发表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企业在高速发展、资方在获取高效益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甚至多年得不到增长’(据全国总工会代表纪明波在两会的发言）——梁福之：“劳动力成本优势”是粗暴掠夺中国人力资源，见《光明观察》，2006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