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后现代社会：作为文化的经济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指出，在文化哲学与社会哲学概念上，经济属于文化领域。以经营文化的观点来从事经济活动，正是后现代经济与现代经济的本质区别，也是后现代企业与现代企业的本质区别。
经济所以成为文化，首先是因为在后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重大的经济行为是由文化决定的。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取决于文化，甚至就是一种文化创造或文化选择。因此，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才会说：
企业家的真正业绩恰恰体现在技术知识、经济学知识与文化—美学知识及有关能力的融合中。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文版118页
如此，经济成为最理性、最具创造力的文化生产领域，它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同时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常规意义上的文化——艺术品等的生产本身也属于经济活动的范畴。
这使得后现代企业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英雄。他们的作品就是那些在市场社会中拥有霸权话语的品牌。一个伟大品牌的塑造，如同一部伟大艺术作品的创造一样，须经过艰苦卓绝的磨砺过程。而就艰苦程度和复杂程度来说，创造伟大品牌的过程要远远超过创造伟大艺术作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将技术知识、经济学知识和文化——美学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卓越的创造。技术知识——就其本质来说是文化的一种；经济学知识，包括宏观经济知识和企业微观经营管理知识，其本质也是一种文化；而文化——美学知识包含产品外观的设计、产品推广传播中各种广告的设计以及企业形象系统的设计等等，它们更属于典型的文化形态。因此，将这三大领域的相关知识贯通为一体，不仅是一项系统庞大复杂的文化工程，同时更需要巨大的创造力。将塑造伟大品牌的企业家称为文化英雄是当之无愧的。作为文化英雄的企业家是后现代经济的主要推动者，他们创造了文化经济这一全新的后现代经济形式。因此，后现代企业拒绝“儒商”概念，这一概念割裂了文化与商业（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文化与商业（经济）的联结视为特例，甚至只是将文化作为商业（经济）的附庸。“儒商”可直译为“有文化的商人”，其言外之意是——商人原本是没有文化的。就此而言，这是一个毫无深度和存在必要的概念，是中国封建文化（即前现代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不合时宜的产物。它隐含着这样两层意思：一、商业不是文化；二、有文化的人通常不从事商业活动，从事商业的文化人是文化人中的特例。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文化圈流行的关于做一个“有钱的文化人”还是做一个“有文化的有钱人”的争论一样，“儒商”这一概念仍然隐含着文化与商业的二元对立的观念，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
正因为经济是一种文化，它才迫切需要在伦理方面有一个合乎理性的解释。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有关后现代经济文化的阐述中指出：
当代经济“重新伦理化”、经济“重新文化化”的发展，表明了对经济与社会相分离状况的一种扭转，同时也表明了科学方法上的转向，即从自然科学确立的事物运动的机械论向经济文化与经济的文化化的转向。它标志着物质—技术导向的经济学向象征—文化导向的经济学的转变。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文版123页
这是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象征——文化导向的经济学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这是它的本质特征。后现代为什么要高度重视人的因素？除了后现代文化中所提倡的对每个人的尊重的观念外，实际上也是形势所迫。因为在后现代企业中，由知识工人所组成的团队对企业的文化期望值在空前地提高。传统的物质——技术导向的经济学及管理学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知识工人对文化的需求。
因此，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进一阐述说：
文化社会中的企业不仅是一个生产工场，而且是企业文化和人们相互交往的场所。企业的经营目标应该是“文化经营”。
——《后现代文化》中文版124页
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后现代企业正在恢复企业应有的本质生存状态。而建设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提倡的“交往理性”，也将成为后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要务之一。
交往理性构筑甚至必须贯穿于企业信息化这种技术性改造过程的始终。因为正如泰罗的科学管理首先是倡导一种管理观念的转变——即建立劳资双方平等对话平台一样，企业信息化也意味着不仅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更要同时构筑一种健康的交往理性和企业文化。如果缺少了后者，所谓企业的信息化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从根本上说还是违背信息化精神的。因为信息化作为一种后工业（后现代）浪潮，理应克服工业化社会中人与人理性交往场所缺失的弊端，从而建设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而由于在企业信息化这一技术过程中，必然会伴随人与机器（电脑等）更加密切和人与人更加疏远的现象，因此在信息化建设的同时构筑企业交往理性和进行企业文化的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后现代经济中的生产文化 从工业导向到服务导向，从重视物质生产到重视非物质生产，是现代企业到后现代企业的革命性转变。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指出：
工业生产文化是由可预言性、完全监控和以终极产品为准的因素决定的。决定性的是产出。因此，工业生产变化可被描述为功能和批量导向的、现代的、亦即“阳性”的生产文化。而服务型经济的生产文化则指向过程化，它并不对产品生产进行全面监控，也不仅关心最终产品，还要关心产品的形成进程。它更强烈地体现为一种交往式的、情境式的、后现代的、“阴性”的生产文化的理想类型。服务型经济的“产品”比工业型经济的产品有更强的文化和象征性的特征。
——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文版125页
然而，正如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进一步指出的，实际上可实现的后现代生产并不是纯“阴性的”，“阳性的”工业还要保留。但是，与工业文化相比较，后现代的生产文化带有更强烈的非物质的生产文化特征。真正的后现代生产文化其实是“阳性”文化与“阴性”文化的融合。
后现代经济中的消费文化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认为，当代消费文化正从大众消费向充满审美和文化意义要求的消费过渡。产品的威信不是由物质的质量决定，而是由象征—文化质量所决定。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在促销、广告、产品设计、消费品销售中，文化成了一个经济要素。而“体验经济”的出现，彻底昭示了一个后现代消费文化时代的来临。由于体验的个体性，大众消费已经不再占据主流，一元论的生产政策也逐步让位于多样化、非集中化的生产。不论是戴尔电脑还是海尔冰箱，都可以根据每一个客户的喜好而进行个性化加工。
由此消费文化而导致的“一对一”营销不仅在保险等第三产业领域，也在家用电器、甚至汽车生产等第二产业领域大行其道。也就是说，在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冲击之下，连典型的“现代企业”也都必须接受后现代模式的改造。
在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主导下，任何产品都有其特定消费对象。挖掘目标对象的文化层次并进行恰如其分的传播，成为产品制胜的关键因素。这使得产品营销团队必须由最优秀的人才组成，他们必须精通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等人文学科，并且还应是广告、传播学乃至哲学方面的行家。而后现代产品赢得消费者青睐的根本，体现在其对产品符号的构筑上。产品符号无非由其外观造型和销售包装来体现。在此产品符号是一种设计语言，这种语言向目标消费群传达符合其文化层次和需求的特定信息，因而，设计体现出交往的特性。设计—交往—符号的三位一体化，在传统社会包括现代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在现代及传统社会中，设计让位于功能，设计的交往性和符号性也不可能完全体现，甚至根本不存在设计的交往性和符号性。
2、后现代经济与文化社会
后现代经济所创造的文化并不在劳动之外，这和传统社会及现代社会总是把文化与闲暇时间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阐述的那样：
“文化经营”与经济的文化化，其含义是应当将文化引入工作世界，而不是引入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范围中。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文版136页
认为文化只和业余时间有关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乌托邦，其隐含的观点是：文化社会意味着工作的终结。然而，不论是弗洛伊德还是卡尔·马克思，都认为劳动是人与现实之间最强力的纽带，劳动产生美。而完全摆脱劳动的结果则是异化、奴役和反文化的。
正是基于以上观点，后现代经济才会创造一种真正健康和符合人类本性的文化经营模式——即将劳动与休闲以及充满乐趣和自我实现感的创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对现代经济与生产文化的彻底颠覆。在纯粹进行“阳性”生产的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在由现代建筑师所规划的巨大城市中，劳动与居住、工作与休闲、生产与文化被昼夜不停息的流水线作业和人为的空间距离割裂开来。
3、后现代社会：艺术与经济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其《后现代文化》一书中，阐述了后现代社会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他认为，“走向文化经济的发展是趋于文化情境与文化领域相互渗透的后现代发展的一部分。文化经济表明，文化与经济共属一个整体，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必须共同推行。……当代文化经济与艺术的相互渗透，是后现代文化领域相互渗透作用的一个例证。如果经济行为是艺术化的，并且艺术愈益走向日常生活而非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不结果实的花，那么，这种相互渗透既符合艺术的要求也符合经济的要求。”（参阅《后现代文化》中文版138、139页）
后现代文化经济与现代经济存在着诸多不同：
作为文化的经济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文版139页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为我们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经济与艺术关系的本质，也揭示了艺术（文化）对后现代经济的重要性。如上表所显示的，后现代社会经济与艺术（文化）是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没有艺术也就没有后现代经济。这一点可以从设计艺术对后现代企业的形象、品牌的重要性中得到体现。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的后现代社会，对设计作为一门艺术的最大的反对声浪仍然来自艺术界本身。那些固守老旧观念的所谓艺术家，仍然很难认同设计作为一门艺术的价值以及它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今天，所谓纯艺术创作者与企业精英之间还缺少一个良好的对话平台，双方还存在着巨大的隔阂。这不仅十分不利于艺术的进步，也十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是摆在艺术家与经济决策者、企业家之间的一道鸿沟。必须运用后现代精神来填平这一鸿沟——它的出现与现代性的泛滥不无干系，是现代精神导致了艺术与经济的相互排斥，并赋予了经济对艺术的领导权力。这使得艺术家对经济、对企业家产生了更强烈的敌对，使他们认为艺术“屈就于”商业行为是一种堕落。然而，在价值崩溃的后现代社会，艺术家自己也在苦苦寻找新的精神柱石，艺术的价值本身也存在着悬念，作为传达文化、促进社会繁荣的商业设计又怎能定位为“浅薄”和“庸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