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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票市场并非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为促进市场体制建立在政府驱动下人为发展起来的。先天的不足加上转轨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不规范，使中国股市很长一段时间陷入高投机和强波动的怪圈中。股市的运行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设计者当初的构想，市场功能未能有效发挥。
一、投机和过度投机
在投资学的意义上，投机被认为是“在商业和金融交易中，甘冒特殊风险，希图获取特殊利润的行为。①“或者说投机是对市场行为的积极参与，是以获得差价为目的，以承担较大风险为条件，积极参与市场买卖的攻击性的经济行为。股票市场上的投机行为表现出以下特点：追求缺乏稳定性、可预期性较差的差价收入；持有证券时间较短、频繁进出市场；有着较强的风险偏好，倾向于寻找价格波动较大的股票；不太注意影响股价的基本因素，主要以市场信号作为决策依据。作为一种积极参与市场的行为，投机被看作是股票市场的“润滑剂“，对市场功能的实观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投机的存在有利于增强股票市场的流通性，活跃市场，有助于平衡和发现市场价格，有助于分散风险和强化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投机行为对市场功能实现的促进作用是以市场参与者的理性行为为基础的。即投机行为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能促进市场运行效率的提高和市场功能的实现：投机者的市场行为是在对市场信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在利润最大原则支配下，通过对成本、风险和收益的权衡比较后作出决策的。一旦投机者的攻击性市场行为超出理性的范围，而外界环境因素不能给予有效的约束时，过度投机就成为现实。所谓过度投机，指的是投机者对市场交易的积极参与由于受非理性因素的干扰而脱离理性轨道，从而其结果是市场运行效率的降低和市场功能的丧失。这里的非理性因素指的是影响行为主体选择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因素，如直觉、本能、激情、无意识等。在非理性因素作用下的人的行为，表现出非自觉性、非逻辑性、冲动性、盲目性等特征。应当承认，在人们实践活动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非理性因素由于受理性因素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制约和控制，被引向理性的目标。而在非正常的市场条件下非理性因素受环境条件的激化，往往会突破理性因素的制约并使之退出对决策的影响。于是，投机被推波助澜，走向过度投机。
二、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的表现
过度投机必然使市场运行偏离有序的轨道，这种偏离可以从若干市场指标中反映出来。
(一)换手率过高
换手率即成交股数与流通股数的比率。反映同只股票在一定时期内被交易的次数。由于投资者对公司及市场前景的不同预期，以及市场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不平衡，换手是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没有换手就没有交易。但是，换手率过高，交易过于频繁。则说明市场过于热衷于缺线炒作，反映出投资者行为的盲目性、矛盾性、冲突性，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一般认为，成熟股市的年换手率科约为50%，而我国股市远高于比。以上海股市为例：1994年年换手率达825%，换手率居前10位的均在2000%以上，而凌桥股份则达2696%。1996年，上海股市换手率高达883%，而同时纽约、伦敦、香港、东京换手率为分别为69.9%、58.6%、45%、32.4%②。
(二)市盈率过高
市盈率即股票市价与每股净利润的比率，它反映市场对股票的评价，从静态角度看，也反映投资者收回投资的周期长短。股票投资中，市盈率多高为合适，可以从投资的机会成本来考虑。股票投资的经济目的在于获得某种形式的收益，作为理性的投资者，必然要求预期收益大于机会成本。我们用银行的存款利率和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来代替机会成本，则机会成本的倒数就是市盈率的理论值。即市盈率=1/存款利率或市盈率=1/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据此计算，我国市盈率理论值应为13倍左右。(设银行存款利率取8%，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取7%)。93年以来，上海A股平均市盈率达40倍以上。这意味着投票投资的收益仅有机会成本的1/3，或者说回收周期将高达40多年。而从个股来看，市盈率之高更是匪夷所思。1998年10月9日，上证指数1236点时，上海股市400多只上市股票中，市盈率超过100的达45家，而有11家则高达1000以上。其中最高者近4000倍③。如此高的市盈率，将成熟股市远远抛在后面。1996年，当上海股市平均市盈率为44倍，纽约、伦敦、香港、东京股票市盈率分别为19、17、19、22④。过高的市盈率，反映投资者过高的盲目性，反映出市场中充斥着无理性的炒作气氛。当然，市盈率并不能完全科学地反映股票的投资价值。“买股票就是买未来“。对于经济不断成长的中国，市盈率会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实际上，中国股市过高的市盈率并不反映投机者对市场前景的信心，而仅仅反映了投机行为的非理性。
(三)股票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
股票是资产所有权证书，持有股票即拥有公司一定份额的资产。因此，因股票价值的高低可以用股票所代表的真实资本的价值即每股净资产价值来反映。由于股票价格受供求、公司收益、经济形势、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价格对价值的一定程度的偏离是正常的。但是我国股市股票价格对其每股净资产价值的偏离显然是不正常的。大多数股票价格若干倍于每股净资产，而热门股有的达到几十倍。令理性投资者不可思议的是总资产仅200多万，而负债已达13亿的农垦商社，以及净资产同样为负值的渝汰白，非但没有被市场抛弃，反而不时受到追捧，甚至不时收出涨停。
另外，投资股票的目的在于取得预期收益，其现值形成股票的内在价值或投资价值。未来具有种种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决策时，可作为决策依据的往往是公司目前的业绩。因此价格与价值的一致还要求股价的变动与公司业绩的变动呈现出一定正相关。当股价的波动严重背离公司业绩时，则意味着市场行为进入了过度投机。在我国股市恶炒个股的一波波浪潮中，股价与业绩的严重背离甚至到了出现严重负相关的程度。1997年下半年，针对市场恶炒垃圾股的情况，证监会对业绩长期低迷，连续亏损两年的27只股票进行了特别处理，给其贴上“ST“的耻辱标记。但ST股票不但没有被市场冷落，反而成为市场明星，不少个股连续涨停，甚至“ST苏三山”被摘牌也没有使市场追腥逐臭的恶习有所收敛。ST吉诺尔98年中期每股亏员达0.48元，中期业绩公布后，居然连续十几个交易日涨停，股价从7元多跃上十几元。与此同时，不少业绩优良，稳定增长的个股则被市场遗忘，股价躺在低位不能动弹。
(四)股指波动频率高，波动幅度大
暴涨暴跌，频繁波动是中国股市最显著的特征，尤以上海股市为甚。1992年以来，上海股市发生了十几次波幅较大的振荡，振幅在25%～300%之间，其中短期内振幅超过100%的有两次，而最大一次振幅为298%的波动是在1992年11月7日到1993年2月15日三个月内完成的，(上证指数由386点跃升到历史 高点1536点)。另一次振幅为216%的波动是在1994年7月29日到9月14日一个半月内完成的(上证指数由333点上升为1052点)。作为一个新兴股市，由于不可避免的不成熟性，出现波动本不足为奇，但中国股市尤其是上海股市大起大落的运行却丝毫无法体现升跌有序，阴阳调整的波浪运动特征。在升势中往往体现为平地而起，连拉长阳，任何技术阻力位都一跃而过，而在跌势中股指往往劈头盖脸狂泻而下，连拉阴线，任何技术支撑位都无济于事。1994年的股市运行将这一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5月4日，上证指数由620点开始滑落，大盘下跌近300点，没有出现象样的反弹。股价面目全非，跌进净资产、跌破发行价仍持续下跌。8月1日，在有关政策刺激下，大盘一跃而起，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一周内由333点劲升到700点，横盘两周后，又直冲1052点，随即又掉头而下，用十几个交易日使股指跌去500点，并在10月7日出现最高股指763点，最低546点，落差217点，振幅达28%的壮观局面。股指持续、频繁、大幅度的波动，往往技术分析无法解释和预测，而且与基本分析背道而驰，呈现出彻底的“随机行走”的醉汉特征，这反映出过度投机和股市中非理性行为的冲动性和无意识性。
三、股市过度投机的危害
过度投机的存在，不仅会阻碍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成长，而且会制约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损害。其危害主要表现在：
其一，扭曲资源配置。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利用其筹资功能促进资本合理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是股票市场过度投机的存在，却产生了资源逆配置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交易市场高投机带来高收益，导致社会资金从社会经济中的生产流通等实质性的环节进入非生产性的交易市场，从而造成实质性经济领域资金短缺和证券交易市场游资过剩的结果。另一方面，在非理性的股票投机中，股票价格往往脱离其内在价值，与企业经营能力，产品市场适应能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等相背离，故通过二级市场增发新股进行的资源配置，往往不是使资源流向利益效率高、国民经济急需的部门和环节而是流向股价易炒作，投机有空间的企业。价格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我国股票市场上大盘股长期受冷落，而小盘股经常被暴炒说明了这种情况。
其二，扭曲市场功能。我国股票市场设计者所构想的股票市场的首要功能是推动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利用市场约束促进效率低下、管理落后的国有企业实现机制转轨。但证券市场实际运行的结果，严重扭曲了市场功能。由于高度投机的交易市场能为原始股持有者带来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本金的收益，企业争先恐后上市，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上市而不是改制上。而一旦上市以后，股价由于投机上涨，企业又可以通过股市进行圈钱，又掩盖了改制不彻底，管理落后、效率低下的沉疴。
其三，助长“寻租”活动。寻租在经济学意义上指利用垄断资源寻求垄断租金(即超过其机会成本的额外收益)的行为。寻租是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被扭曲的结果，同时又会进一步扭曲这一进程。在证券市场上，由于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如批准上市的权利以及公司上市后圈钱的权力)，在过度投机支撑下的高收益并不与高风险相对称。于是证券市场中的钱权交易、违规操作、损公肥私等寻租活动必然盛行。企业为上市而跑“部”“权”进，中介机构为高额佣金而违规透支，政府官员利用职务公款炒股；上市公司不务正业，利用内幕消息炒作自家股票，操纵市场价格；上市公司以配股代替派息，不给股东回报而要求股东不断给予回报，使投资者投资风险不断被强制累积。
其四，扩大收入差距，加剧分配不公。证券市场由于其高风险本来就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而过度投机又进一步使收入差距的扩大加速。在我国扭曲的市场条件下，收入分配具有权力分配的特点，使收入分配不公进一步公开化和扩大化。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不仅使投资者丧失投资的热情，而且，由于示范效应，过度投机的影响是广泛的。它不仅会使社会资源从实质性经济领域流向虚拟化的符号性的经济领域，造成经济生活的泡沫化，而且它对民族精神的损害也是巨大的。在到处蔓延投机气氛的环境下，每个人都梦想一夜致富，谁还会朝五晚九地辛勤耕耘呢。
注 释：
①〔美〕D·格林沃社《现代经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P415.
②④ 《证券市场导报》，1997年7月12日. 《中国证券报》，1997年1月10日.
③《中国证券报》，1998年10月9日.
注：本文刊载于《体改纵横》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