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注意到近期价格水平的变化，包括农产品、钢材、天然气、原油的价格上涨以及可以预期的成品油价格上涨，还有新一轮煤电价格联动可能促发的电价上涨等等，按照央行在上一次加息时给出的逻辑，今年的第二次加息或许为时不远…… 然而，我不赞赏央行的上述逻辑，更确切地说，我反对加息与否完全取决于价格水平的说法，因为我知道，旨在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未必总是正确的。 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是建立在17世纪威廉·配第关于一国流通中的货币应当同商品总额保持一定比例关系的观点基础上的，后来被演变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价格的变化的理论，即所谓价格变化同货币数量变化成正比例。遗憾的是，这一理论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理由之一是所谓的正比例关系并不存在，充其量可能是一种同向但不成比例的变化。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来自剑桥的丹尼斯·霍尔姆·罗伯逊曾对该理论做出猛烈抨击。在1926年出版的《金融政策与价格水平》一书中，罗伯逊写道：“我对寻求价格稳定的政策毫无信心。这种政策在（19世纪）40年代扼杀了英国铁路业的繁荣，又扼杀了美国铁路在1869～1871年间的繁荣，还有90年代德国电器工业的繁荣。我不相信这种政策对有关国家的人民总说起来有任何好处。” 两年后，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时任米德兰银行董事长的麦金纳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又给了货币数量理论重重一击。麦金纳的发现是，在不充分就业的时期，为避免通货膨胀而紧缩信贷不过是一种“不断紧缩”的政策，换言之是没有尽头的货币紧缩政策。受此启发，凯恩斯也开始加入到修正货币数量理论的行列中。在不久之后撰写的《论货币》书稿中，凯恩斯不无感慨地写道：“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那些支持价格稳定的人们，我亦算其中一员，在过去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们所用的语言似乎表明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要达到的惟一目的，从而排除了调节银行信贷供应量，以适应工商界的要求这个方面——或者说，至少应把它看作目标之一。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到，其他目标也就水到渠成了。他们的演讲和写作方式不恰当地把问题过于简化了，以至于忽略了银行制度的功能的双重特点（即稳定价格和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取得均衡）。” 至此，有关货币政策以稳定价格为惟一目的的理论被彻底修正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不是当年的勇于认错，凯恩斯理论就不会获得重视，并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般地讲，货币数量的确可以是影响价格水平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众所周知，商品价格更多地取决于供求关系以及相关商品之间与边际利润有关的比价关系。仅就原油价格上涨来说，促进近年来价格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明显是需求增长过快。而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一方面是伴随油价而不断提升的海运成本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并通过贸易的管道影响到国内价格；另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幅度持续领先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例如，国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2005年上涨了8.3%，而同期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仅为1.4%。考虑到缩小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是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稳定内需增长基础的重要途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应当持续领先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如此说来，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包括央行的货币政策在内。当然，央行不能左右的价格远非如此。 我所担心的是，麦金纳当年所批评的那种为避免通货膨胀而不断紧缩信贷的政策正在中国重演。如果不改变单纯价格导向的货币政策，今年似乎有可能看到二次加息，甚至三次加息。 当然，更加关键的是，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否存在麦金纳所强调的那个前提，即不充分就业。不幸的是，人们对此很容易获得肯定的答案。与最近4年连续超过10％的GDP年增长率作对比，同期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幅度不足1％。我非常怀疑这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结果。我要强调的是，所谓4.2%的不变失业率仅仅是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完全忽视了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权力以及失业状况，因此也远远不能反映全国的不充分就业状况。按照我的估计，最近4年市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供给均超过2000万人，但新增就业人口仅700万人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如果要想使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最好的办法是减息，或至少是在价格上涨的同时维持利率不变，由此促进投资增长。这也就是凯恩斯当年所强调的，货币政策应当“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取得均衡”。其现实当中的道理很简单，只有扩大投资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缓解不充分就业的状况。 顺便说一句，衡量投资是否过度或过量的尺度不是投资增长率，而是投资与储蓄的关系。我深信，只有在投资增加值大于储蓄增加值的前提下，投资才可以被看作是过度的。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其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不断加剧的流动性过剩表明中国目前的投资增加值远远小于储蓄增加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