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榷的读音 再谈搞活国有企业 与覃德美先生商榷



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在搞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工作,接触的国有企业多了,也就有一些观点和看法形成了。恰好看到了覃德美先生的大作,未免心有戚戚,想写几句话和覃先生商榷。写的很简单,遗漏、不成熟的地方也不少,请批判。

    覃先生主张的是把公有资产转移成为私人资产,这样可以促进所有者的积极性,可以把原本经营不好的资产凸显出经营价值。对此观点,不敢说否定,但是实在也值得商榷。

    覃先生说,国有企业所以搞不好,不是因为企业本身的问题,在于经营者和劳动者(我在这里统称参与者)没有搞好国企的愿望,不想搞好。搞好了国企自己反而要吃亏。因为人人都是有私欲的,企业搞好了参与者就不能便宜的把这些原本是公共的资产搞到自己手里来了。更提出了用“三个有利于”的思想来统揽国有资产应该何处去的思路,具体的论述中还贯穿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帽子好大。

    现在,我也来说说我的看法,覃先生不妨批判一下。

    一、国有企业搞不好的根本不在于所有制度的问题。

 商榷的读音 再谈搞活国有企业 与覃德美先生商榷
    覃先生说了,国有企业搞不好原因在于参与者主观上不想搞好。根本上说就是,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制约了参与者的创造性,丧失了搞好企业的主观能动性。窃以为此观点未免偏颇!的确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现在发展遇到了一点问题,严重的到了破产的境遇,这个是事实。原因之一也有经营者确实搞不好企业,也有制度上的问题,包括了用人机制的方面。但是者只是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很多,产业结构老化、技术创新能力底下、甚至包括一些政策性的因素等等都是影响企业发展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不讨论这些问题,一者太复杂,其二害怕跑题。

    我看部分国有企业发展不好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参与者的私欲太重。经营者也好参与者也好,没有把国有企业的发展当作贡献、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看重的不是付出,而是索取。这好像正是覃先生要鼓励的东西。经营者包括各级直接管理者(所有者)都希望在国有资本里面掏弄到一些物质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回报,功利主义的东西多了,心沉不下来,指导企业发展的根本思想就要出问题。上行下效,劳动者们(就指一般职工)喜欢把自己的所得和非公有经济的劳动者中的高薪阶层作比较(这个阶层本来就不多,多了也就不符合国情了),讨论自己的付出太多,获取太少,由此一来就更加不愿意创造发挥,踏实劳动。如此一来,当然就搞不好企业了。

    覃先生可能觉得很得意,这不正好在某个层面赞成了自己的观点了?

    不是,我们再反过来看看,如果我们抛弃掉这些功利主义的东西,沉静下来,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踏实的工作和创造,经营者和劳动者树立起给公共利益服务的观念,树立起通过创造公共价值,实现自身价值的意识,国有企业能搞不好吗?企业搞好了,工资当然是要增加的、奖金当然是要增加的,另外还有一点说明一下,国有企业创造的价值继续沉淀在公共资产的大锅里面,成为所有国民的共同资产,就是说产生的价值,你还有一份。

    覃先生说,国有资本的所有权代表问题,我看这个到不必多说。覃先生实在是在心疼公共资产被少数人所掌控,缺乏监督,包括覃先生在内的人没有机会指挥、运作,但是如果没有人来具体管理和操作公共资产,那不真的成了无政府主义了?我看天下的资本,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都应该是有一个管理决策的班子和程序,不是所有的所有者都可以来指手画脚的吧,我们要解决的只是一个有效的监督管理问题,而不是讨论是不是因为要有所有权代表问题。

    二、国有资本是要有进有退,但是一定要围绕公共的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才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考虑出发点。

    诚然,国有资本是应该要有进有退,但是一定要围绕公共的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才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考虑出发点。国有资本是全体国民共有的财产,它的发展、运行状态意义深远,因此我们应该科学的运作他。对一些必须掌控的产业,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强化管理,维护公共的利益要求。但是对于大量的国有资本投资的产业,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让他们接受市场的考验、参与生存的竞争,(这里是一个资本和资产分开看的问题,覃先生好像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一点),事实证明没有什么产业是因为所有制的原因搞不好,只有具体的企业不能搞好,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我们要科学的分析、对待,应该退出的果断退出,这是个资本管理的问题,和所有制没有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也和资产流失没有关系。

    国有资本应该在投入和撤出时,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应该可以发挥资本的力量,这个资本可是了不得的。但所有的决定应该建立在“三个代表”思想的统揽之下,维护公共投资者的利益。覃先生的顾虑是必要的,但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加强监督、科学决策。

    三、国有企业的运行规律和根本要求,在一定层面上不需要和其他所有制作比较。国有企业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眼光不妨看长一点这其实是两个问题,但是放在一起说,比较方便。

    任何所有制的企业(资产或者资本)都应该最求利益的最大化。现在大多数的非公有经济最求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不是错误,因为他没有必要想的太多。这正是覃先生“私欲”主义的要求。但是公共资本的运行就不能完全最求利润的最大化,他最求的应该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里面包括了经济利益,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宏观调控的需要、比如建立正常市场经济轨道的要求。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公有经济的支持甚至一定的牺牲,整个市场化建设是不容乐观的。

    因为公有经济的性质所在,因此在发展、运行公有制经济的时候,不应该和其他所有制作比较。也许在某个阶段公有经济的实际利润低于其他所有制,但这不必要太悲观,更加不要慌慌张张的搞什么私有化,还有现在流行的MBO(这个往往发生在效益不错的企业,这里一起说了),公共掌握的资源不能随便分给部分个体人,就象是覃先生说的国有资产是全体老百姓共同创造的,我很高兴覃先生这样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国有资本的退出,一定要想明白资源未来的价值、一定要想想公共的利益、一定要符合市场定价。

    总的来说,还是要还是要客观的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眼光放的长远一点,所有的决策要满足公共利益的要求。

    还有一条,至于国有资本是不是在剥削“剩余价值”,是不是要搞“私有化”,恐怕不是要按照少数人群的愿望来做的,最好等我们用事实和历史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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