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预期研修成效 信息、预期与危机

预期的有效性与主体的认知能力有着直接的联系。预期的意义在于对事物发展趋势的认识，这种认识愈贴近实际，那末预期越有效率。

我们将真实世界中做到理性预期相当的困难，是什么原因呢？答案是信息的不完全性。人们在做出预期时总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但实际上能否获得用以支持高质量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则是另一回事，中间的差距在于获取信息的成本。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是“免费”的话，那末人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完全的信息，从而实现理性预期；而现实中恰恰由于获取信息成本的存在才令预期成为决策行为中的关键环节。 

信息成本主要包括信息的收集成本和甄别成本。信息具有极强的实效性，事过境迁，信息可以一文不值。信息的收集依赖于各式各样的传播渠道，这种传播渠道的形成与维持需要程度不等的费用。从古代的驿马传信到现代的信息化，网络化；从官方的正式文告到各种“小道消息”，信息的时效性大为增强，收集的成本相对降低了。但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用以支持有效决策的信息成本降低了。原因在于传播渠道的空前开放在提供可廉价获得的信息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信息的甄别成本。这部分陈本纪包括对残缺不全的信息进行整理的成本，又包括对虚假信息进行排除的成本，即“信息纠偏”。

前面说过，预期的有效性于对真实情况的认知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人人都能以极低的代价掌握真实情况，则预期可以冠以“理性”了。但实际上人们离“真相”的距离并不等，因而去人真实情况的代价也很不一样。通常情况下，人们据以做出预期的并非是真相而是社会对于真相的“主流认识”。换句话讲，可以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预期而言，是事实本身重要，还是人们对接触到的关于“事实”的描述的反应重要？答案是后者。由于获取信息的成本存在且有时还很高，所以除了个别情况外，一般人并没有足够的动机区对真相刨根问底。他们究竟会做出何种反应不取决于真相本身，而是信息的可信度。可信度与真相本身并无必然的联系，而与人们主观认为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及传播渠道的可信度有关。如果气象部门预计今年夏天气温将较常年偏高，空调生产商如何反应？消费者如何反应？如果人们对气象部门的预测较为信赖，南无空调生产商会估计到空调的需求将大为增加，从而提前做出扩产和促销计划；而作为消费者会做出提前购买空调的打算。这一信息对于空调消费市场是一种双重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我们知道，今夏天气是否会比以往更热在夏季到来前是无法确认的。再如，一知名品牌商品在某地出现了假冒伪劣，闹得人人皆知。那么可以看到：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查询事实上真的如此还是有人恶意中伤，结果都是大家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冷落该商品。

人们的选择行为受到其所获得的外界信息的影响，这些信息构成了一个“信号系统”；根据这一“信号系统”权衡利弊，做出选择。若其反映的内容与真实情况愈吻合，则愈能实现理性预期。由于获取真实情况的成本往往高企，所以人们倾向于以来传播渠道来做出预期。倘若大多数人做出了近似的预期从而引发近似的选择行为，那末预期编剧有了极大的利用价值。实际上，经济活动中的一方总是依据其他主体的预期来形成自己的预期。这就是前面讲的为什么人们对信息的反应有时要比真实情况重要。

掌握了信息传播渠道的市场行为主体能够有效的影响其他主体的预期，进而影响其选择。所用的手段便是向市场发出“信号”。前面提到的例子，如果某厂商的产品在某地遭受中伤，并以广为人知。倘若此时厂商置之不理，认为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后果是严重的。大部分消费者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查清真相，最有可能的做法是转向该产品的替代品。因此明智的厂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积极运用适合的信息传播渠道澄清事实，“中和”掉不利信息。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有关医学研究机构发布了治疗感冒的药品中含有的PPA成分对人体有害的消息，时过不久，我们便看到众多的感冒药的包装及广告上均标有“不含PPA”提示。这便是制药企业有效预期到了患者的反应，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其实知名不含PPA的药品中到底有没有PPA，患者又怎有能力知道呢？不管怎样，面前摆着两种药品，一种有提示，一种没有，患者在没有低成本的检测手段的条件下总会倾向于选择前者。

信息通过影响预期进而左右人的选择行为；但信息由于可信度原因并不能总是按一方预想改变他人预期，从而改变其行为。政府将要推行的政策表现为一系列信息，如果在推行政策当中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认为是政策失败。政策失败证明了公众对当局提供的信息的不信任，情况严重的话，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危机”。

社会信任危机表现为在突发事件面前，公众行为犹疑不定，心理恐慌。这种恐慌不是因为公众认识到情况糟糕至极，而是由于公众无法确认情况会坏到何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预期就难以把握了。如果有效信息传播渠道掌握在政府手中的话，则政府有责任向公众告以真实情况；但政府也极有动机隐瞒真相，这种事情已屡见不鲜，其结果往往是“欲盖弥彰”。一句话，政府在此时若沉默，或蓄意误导公众，久之必然引发公众对其的信用危机。经济危机在某种层面上也可视为“信用危机”。以契约为主要纽带的现代经济若缺乏信用或信用保障机制，经济活动便会支离破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首先体现为信用体系的瓦解，那次危机首先由股市崩盘开始，进而波及到大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信用链条一断，整个经济体陷入了瘫痪。危机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产出及生活水准的大规模衰退。但生产潜力衰退了吗？没有，因为未有劳动力、土地、机器设备、能源等的大量缺失；消失的是整合这些生产要素的信用链条。因而，对于复苏经济再没有比重建信用体系，向市场注入强有力的信号更重要的了。诚如罗斯福所言：“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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