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韩国央行行长李成太发表拟动用外汇储备炒股的言论之前，除非发生类似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谈论外户储备入市这一话题，中国尤为如此。据说，在不久的将来，韩国央行就会从本国目前24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当中拿出约10亿美元委托境外基金买入发达国家的蓝筹股。有评论说，韩国此举值得中国效法。 的确，如果说韩国此举目的是为了分散投资以改善外汇储备收益能力的话，那么，作为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国家，中国也存在这样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汇储备似乎只有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这一种投资工具，而且过度集中在美国债券。由于美元持续贬值，中国从美国国债当中所获得的是实际负收益。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必须承认，外汇储备分散投资这一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要比外汇储备多元化复杂得多，后者所针对的是储备货币结构，所涉及的因素主要是贸易伙伴结构等。理论上讲，鉴于外汇储备的基本功用是偿还外债，包括有进口贸易背景的债务和无贸易背景的债务，一国只需保留与本国三个月进口贸易额以及当前净外债相一致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除此之外因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收入应当用于建立面向国际市场的商品战略储备，包括石油储备、重要金属原料储备、粮食储备等，用于技术进步以及扩大对外投资，甚至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实践层面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热衷于战略储备，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世界主要贸易逆差国至今依然在大幅增加石油战略储备，同时它们也无不热衷于对外投资。至于将贸易顺差用于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最典型的例子来自英国，后者在18世纪出现的工业革命与恰当地使用外汇储备关系最为密切。对此，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18世纪，而不是此前100年，答案在于海外大扩张赢得的“商业革命”（准确地说应当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革命）为英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黄金供给，以至于它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建造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普及以蒸气为动力的“飞梭”织布机，改进城市下水道系统和安全饮用水系统，提高人口城市化比例……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著名的《全球通史》一书中写道：“调查结果表明，18世纪从印度和西印度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利润与1800年在英国工业上的投资一样多。” 确切地说，将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投入股市之所以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理由不完全是从改善投资收益的角度来衡量的。应当说，考虑到因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本质上是一种储蓄，在储蓄与投资必相等这一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驱使下，任何形式的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在内，都是必要的，只是需要在投资结构上做出适当的选择，以符合资产管理的安全性原则。进一步说，尽管只有固定资产投资才能彻底改变因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导致的流动性过剩状况，但作为直接融资工具，股票投资可以间接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那些商业化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诸如铁路、公路项目以及引水工程、污水处理工程等等，因此，对于缓解全社会的流动性过剩依然是有益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国际视角来看，韩国央行关于动用本国外汇储备购买外国股票的建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购买外国股票实际上是将多余的储蓄流到国外，以至于在缓解本国流动性过剩压力的同时增加了流入国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就目前世界普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有失国际责任的做法。为此，也就是像韩国这样的较小经济体可以采用这一建议，若是像中国这样的较大经济体采用了这一建议，未必不会引发新的国际争议。
另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尽管中韩两国都存在因贸易顺差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但考虑到两国的工业化进程差距巨大，韩国动用外汇储备购买外国股票有其合理性，而中国这样做则非常不合理。这里所说的工业化进程差距，是指已实现工业化目标的韩国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已达成较为充分的平衡，而尚处在初级工业化阶段的中国则在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方面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动用外汇储备购买外国股票，显然忽视了储蓄之于促进提高本国直接融资比例以及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积极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央行的确应当考虑动用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委托证券投资基金购买本国蓝筹股。 当然，外汇储备入市的比例、时机以及步伐都应当是有节制的，否则将增加股市的泡沫成分。理论上讲，相对于目前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拿出1％或100亿美元的额度在转换为人民币之后购买国内蓝筹股算不为过分。伴随股票发行规模的逐步扩大，这一比例可逐步提升到5％，并以此作为防止股市泡沫以及控制风险所必要的投资上限。 或许人们会由此联想到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动用外汇储备购买本港蓝筹股的做法，但在肯定这一做法的同时，人们必须重视内地外汇储备入市之于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积极作用。二者虽然在手段上相同，但目的却大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