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2011年10月29日到 2013年3月17日，总共506天，18个月。中国证监会史上最富激情也任期最短的前主席郭树清就这样走了，带着满腔的壮志未酬远赴山东。 所谓“你不能改变时间的长度，但是可以增加它的厚度”，郭树清用500余天的时间证实了改革速度推进的最大可能性。这是一组可观的数据：在这506天里，证监会发布通知、规则70条，相当于平均每周1条；证监会2012年全年共受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线索380件。
从强制分红到退市新规，从新股发行改革到场外市场建设，郭式新政涉及资本市场各个领域。官方对郭树清掌舵证监会工作如是评价：“积极推进债券市场、新股发行体制、行政审批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但在“积弊颇深”的中国资本市场，郭树清的勤劳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收获”。从上证指数的点位看，始于2473点，终于2278点，任期内还下跌7.88%。 对于资本市场的不同参与主体来说，立场、角度不同，看法不同。有人爱他，有人恨他。对于券商资管和公募基金来说，资产管理领域的松绑是场革命，郭开启了他们的新时代；对于排队等待IPO的上市公司以及券商投行、财经公关们，郭某种程度“断了他们的饭碗”；对于更多的小股民，虽然郭树清为保护投资者“喊破了嗓子”，但他们没得到“实际的好处”。 毫无疑问，无论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没有人会否认：郭树清是一个想干点事情的人。 “郭树清的贡献在于他的开放和鲜明的市场化改革旗帜。”长城证券研究所所长向威达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可惜任期比较短，其改革大多着眼中长期的制度变革，要见成效起码需要3-5年。” 给“郭式新政打60分”的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证券研究所所长吕随启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郭式新政就好比一张答卷，全部答完了没出错才能得100分，但现在答都没答完。也许本来能得100分，但现在没有给他得100分的机会。” 强势的整体改革派 与周小川类似，郭树清算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1986年，时为社科院研究员的郭树清借调至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赴英访学后正式进入国家体改委。之后，他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外管局局长和汇金公司董事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部长。2005年，临危受命接任建行行长，仅仅216天后，带领建行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 “郭树清仕途上的一路风顺让其少了很多思想包袱。而他踏入社会的起点就是体改委，改革已经作为一种基因植入他的头脑。”曾在体改委与郭共事过的人士这样告诉时代周报，在他看来，“（郭树清）学问扎实，综合素质高，想做事，敢担当，又不逢迎，对中国证券行业有长远的规划和部署，任职可以把之前积累的想法付诸实践。” 在体改委（1988年），郭树清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共同完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核心是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需各要素整体推进、配套进行。落实在资本市场，即注重资本市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尚福林时代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一些基础性的制度逐步建立。但是市场自身的约束机制并没有内生出来，过去被股改挡住的短板已开始显现。“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处在一个根本性大变革的前夜，他需要做的是高屋建瓴。”郭树清的同学、经济学家华生在其上任伊始这样告诫郭。 郭树清的改革思路很快体现了这种大局观：全面推进改革、打破部门界限、探索监管协作。用郭在陆家嘴论坛上的发言，“不改善金融结构，中国经济将没有出路”。 去年5月的创新大会上，因历史原因已经被逐渐边缘化的券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证监会内部说法，3-5年打造一批证券公司成为资产上千亿、几家证券公司成为上万亿，在个别领域和四大行叫板。用郭树清的话，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投行”。 也许是在体改委时目睹过家电业、汽车行业等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在郭树清看来，“只有开放、才能发展。资本市场建设不能只盯着既有行业小圈子，应放宽视野，提倡共建共赢。”去年6月7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成立大会上，郭树清作了“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财富管理行业”的演讲，提出基金公司要加快向现代财富管理机构转型。 随着郭式新政的逐步落实，券商、基金、期货公司各自的改革发展路线图成型，证券传统领域的机构的边界被打破。 “这种前所未有的革命甚至让过去被管惯了的基金公司突然变得手无足措。”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么放开是必顺的。过去行业受保护是无能的表现，对行业发展也是没有好处的。可以说过去一年，整个行业人员的士气都被激发出来了。 据统计，郭式新政里涉及支持中介机构业务创新、培育壮大财富管理行业等的措施有25件，占比高达38.46%。2012年，新批准72家境外机构的QFII资格；将券商资管集合理财计划的审批改为备案；不遗余力地呼吁养老金、住房公积金、海外资金等一切长期资金入市。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看来，作为高官中少有的强势改革者，郭的最大功绩是打破银证保的人为阻隔，降低了牌照的含金量。“过去三十年，金融市场作为统一有机整体被人为切割了。”向威达亦如是说。 “但是打破原有的监管分制，必然触及其他监管部门的职权范围，比如资产管理和债券市场的统一监管问题。而且在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之前，股市行情低迷、投资理念落后的大背景下，为券商、基金公司等中介机构松绑，其隐藏的监管风险也是清晰可见。”有观察人士如是评价。 市场化改革路径探索 与他的前任—低调沉着的尚福林相比，郭树清显得高调。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仅证监会公开发布的郭树清在各个场合的表态或演讲就高达17次。 最著名的那句“IPO不审行不行”，被市场观察人士讥讽为“过分的理想主义”。众所周知，新股发行从发审开始到保荐中介最后到财经公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利益链，撬动发行审批制度，就是在跟整个既得利益群体作对。 “取消审核这样的想法足见郭的书生意气，尚主席来证监会一年半才公开发言，郭树清怎么能显得比尚福林聪明呢？”有接近证监会的人士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反问。 不过，郭树清不为所动。据证监会内部人士称，郭曾表示“不怕外界怎么说，该做就做”。 在2012年年初的内部讲话里，郭树清尖锐地提出，证监会是一个行政审批权相对较多的部门，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把政府不该管的交给企业、社会和市场，逐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据悉，证监会2012年初步定下的行政审批项目减少量高达34%。 事实证明，郭树清“不但是有想法的，也是有办法的”。去年4月，郭树清开始对证监会进行干部的大规模轮岗，将权力部门与非权力部门对调，涉及处级以上干部超过40人。这个被称之为“抓到实处”的举措，斩断实权部门与市场的利益关联，让一些券商投行老总抱怨，几年的“公关”白费了。到了关键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市场化无疑是终极目标。但郭树清开出的药方并非此前预期的注册制，而是“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对于发行定价，证监会要求新股定价时超过行业平均估值25%以上的，必须补充信息披露，甚至有可能重新召开发审会。 郭树清特意解释，实行审核制还是注册制，并不是问题核心，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政府监管机构、交易所平台和其他市场中介的职责和义务，如何保证企业能够完整、准确、充分地披露相关信息。 换言之，新股发不发得应由市场决定，而管理者能做的，就是不断完善发行制度，逐步提高IPO审核透明度。所以，证监会一直没有承认“暂停IPO”，只是说“IPO节奏放缓”。 2012年下半年，股市走入下跌通道，甚至一度跌破2000点。“这对证监会的改革形成了打击，监管部门在后期已经对一年来的改革产生了怀疑。”市场对于郭树清的关注点，也从重构市场化制度，到呼吁救市。 让市场的归市场是郭树清履新之初就奉行的理念。在2011年中国金融学科发展论坛上，郭在回答“证监会是否会酝酿救市措施”时称，“不存在救市这个概念，市场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但是在2013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中，郭树清却开始表示，“对于股市关键时刻应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预。” 在这场发行改革的博弈中，郭树清在市场与监管的夹击中最终又回归了行政化干预。对于这种妥协和无奈，2012年两会期间，郭树清在回答媒体采访时解释称，“我们希望这些是过渡性措施，是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在其离开前的2013年1月的最后一次监管工作会议上，郭树清强调监管工作“既不超越阶段，也不裹足不前”，要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有所为，在市场约束完善的时候有所不为。 早在2003年，在《未来改革面临的挑战》一文中，郭树清这样总结，“中国经济改革既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也是发展导向的。这两个导向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不乏理想主义，但我们更讲现实主义。” “一个人在战斗”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17个月的时间，郭的工作才开了个头。 去年11月，郭树清履新一年之际，证监会一位负责人表态，很多政策实施前期已经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有了充分的调研、舆论准备。换言之，郭式新政，某种程度上是对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基础制度的修补和推进，“真正想做、能做的才刚开始”。 在一些人看来，“郭树清壮志未酬”，甚至有媒体报道称，郭树清因工作尚未完成，不愿离开证监会。 郭式新政里，针对融资者和投资者利益不均以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等方面，涉及较少，哪怕是明确开始的新股发行体制中的改革，也并未伤筋动骨。 郭树清在多个场合都呼吁让住房公积金和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但由于牵扯太多利益，并未有实质性进展；郭树清在调研中表示研究解决B股公司的发展问题；中小投资者关心的恢复20年前曾短暂实行过的“T+0”，也没了下文。 郭树清广纳谏言，邀请投行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到证监会座谈；他先后赴中关村、武汉、浙江、广东等地，走访上市公司与券商营业网点，与投资者沟通；他在努力打造一个开放、包容的资本市场。随着越来越多人的不适，郭树清的改革显得越发孤独，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战斗。 即便这样已经很难推进下去，且不说声势浩大的“财务检查”早已让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怨声载道；将A股交易费用降低25%，意味着沪深交易所每年让利约30亿元；其倡导的企业债亦遭到昔日同行国有银行的强烈抵触。 对证券市场内幕交易，郭树清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零容忍—发现一起，打击一起，甚至将内幕交易比做“小偷在菜市场偷白菜”。其任职期间，不少积压多年的证券操纵、造假欺诈、内幕交易、老鼠仓等大案重案被查处，但事实上，最大的内幕交易者都来自政府内部。 这种政府自我革命的取向，其实是一种利益交换的过程。在推进过程中，已经触动越来越多人的利益，更何况这种推进有时显得“急躁、强势和直接”。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即是证明。郭树清跟一位交易所负责人一起坐飞机，郭问，“如果将再融资权下放到交易所，你们准备好了吗？”该负责人答：“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准备。”郭再问，“那换个人准备好不好？” 尽管这种直接有着足够的底气。据悉，郭在证监会任职后，其家族中唯一与资本市场有关的亲属弟弟郭树海从西南证券辞职。但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在10多年前慨叹：每当看到各省的领导带着一大堆待上市企业的材料在证监会门口排起长队，就忍不住地想，这里面有多么大的利益。这种情况下，想要改革发行审批制度，恐怕真需要证监会上下来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 十年过去了，李克强总理在记者发布会上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加困难”。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对此，郭树清表达过强烈的愿望，也动了真格，但效果不明显。 “之所以没有见到明显成效，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积弊已久，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朝夕可完成。很多事情光靠郭树清一个人是不够的，光靠证监会是不够的。就郭个人而言，他已经尽力了。”曾被郭树清邀请到证监会谏言的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告诉时代周报。 “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股市的顶层设计，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股市的定位决定的，中国股市定位就是为融资服务的，相关政策法律都是保护融资者利益的，而这非郭树清这个层面可以解决。”向威达说。 在向威达看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不能指望某个人，郭树清如是，其继任者肖钢亦如是。但是毋庸置疑，改革最需要实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