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印象最深的是清学开山之祖顾亭林(1613~1682)的两句格言,一句是“行己有耻”,一句是“博学于文”。就《大学》乃大人之学而论,这两句格言显然是说给大人物听的,或者是说给有大人气象的人听的,给出了国人做人与做学问的基本标准。 耻作为一项做人的标准,最初或许是孔子制定的。一天,子路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一等一的大人物,孔子曰:“知耻”。其大意是做人应当知道什么话该说不该说,什么事该做不该做,并能够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不过,亭林先生对耻的诠释倒也朴实,有曰:“耻之于大人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人活在世上,不能让身边的人得其好处,何以称得上人物;不能授惠于万众,何以称得上大人物。如此说来,一席话令人财物受损,甚至于千万人之亿万财富毁于一旦,实在难言“知耻”。 所谓“博学于文”,依梁启超讲解:“文之本训,指木之纹理,故凡事物之条理亦皆谓之文”。说白了,就是做学问要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应当说,亭林先生对文的要求更高,不仅针对学问本身的条理,而且涉及表达学问的方式。其原话是:“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受此指引,如果学问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加上听起来或看上去过于强势,尤如泰山压顶,岂能称之为“文”。 论及中国股市风险,姑且不论是否已至整体泡沫的程度,在当下机构投资者异常壮大的情况下,究竟谁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本无异议。如果不是机构挟超级大盘股盲目推高股值以致其缺乏真实性,如果不是基金尤其是货币型基金经理人对国寿A过度估值,A股市场的局部泡沫何来之有?令人心痛的是,偏偏轮到老百姓进场买股票的时候,泡沫论开始铺天盖地。有人说,如今的股市泡沫论是放走了偷牛的机构,套住了无辜的散户。此话不无依据。

老百姓永远是无辜的。股市既是企业融资的场所,也是老百姓投资求财的地方。既然证券投资基金一年可以获得高达100%的收益,是储蓄存款利息收益的数十倍,为什么不能把钱投向基金呢?在比较收益率的前提下选择理财工具真的是缺乏理性吗?就算购买基金的确存在风险,也应当由基金公司出面警示风险,而且是耐心地进行风险教育。必须承认,基金发行人及其代理人漫不经心的风险教育工作,尤其是过度炫耀过往收益率的做法,才是目前基金市场出现某种不理性迹象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强化基金监管的同时,没有太多理由为基金扩容大泼冷水。合乎逻辑的说法是,在逐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与积极发展证券投资基金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将过剩的流动性从银行引导向证券市场,并且是以共同基金和专家理财的方式进行理性投资,直接融资活动才能健康发展。这也是几乎所有成熟市场的共同经验。 近来,许多投资者对股市泡沫源自70%的上市公司不合国际标准的说法意见很大。这不能不予重视。所谓的标准究竟是何人在何时建立的?是否“博学于文”?那些不达标的公司又是何方妖孽?既然风险教育是宣讲理性投资之有益,防范不理性投资之风险,以救百姓于水火,这些问题就不能没有明确的答案。 实际上,股市涨跌受制于公司治理与市场制度建设的道理如今在国内已是路人皆知。但是,必须承认,与以往大股东大肆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市场监管不力以及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化程度不高的情况相比,如今国内上市公司治理状况和市场制度建设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有如此多的上市公司不达标,其责任也不在百姓投资者,而在监管机器,至少是从管理学所谓“火炉原则”的角度讲。那种将股市泡沫归结为公司不达标的说法,似乎有不当推卸责任以及放任上市公司违规违法行为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之嫌。 警示不理性投资的风险,其行为本身也要做到理性。如果股市风险教育不能做到“行己有耻”和“博学于文”,长此以往,百姓投资者会把大人物十否喊话当作识别股市泡沫风险的惟一标准。此乃另类愚人之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