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 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1904－2004）学术专论 陈潭 王立军 ［摘 要］ 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基础，它不仅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政策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且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二十一世纪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通观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效率是其核心，公平是其关键，发展是其目的。通过对邓小平制定思想的依据、原则、特点与方法的揭示，可以清楚地领略到效率、公平和发展的政策制定观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关键词］ 效率 公平 发展 邓小平 政策制定思想效率、公平与发展始终贯穿于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过程之中，形成了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一个科学鲜明的价值理念，展现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深邃眼光。探究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依据﹑原则﹑特点和方法论，对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以及中国共产党政策制定的基本经验，对当代中国的政策实践和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对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主要依据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政策思想中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命题。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的特点和脉搏，总结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本质深刻解读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发展战略。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讲，经济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1]邓小平还强调指出“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 “发展才是硬道理”政策战略的提出主要基于对当时中国所处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基于中国生产力发展落后现状的充分认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从政治上来说，苏联解体使原有的世界两极格局崩溃，全球多极化趋势和进程加快，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各国之间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同时，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也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空前挫折，中国面临着被资本主义世界孤立的危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严峻考验。从经济上来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虽然有发展，但人均产值和收入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极大的差距。同时，亚洲“四小龙”的飞速发展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多极化促使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只有不断地发展自己才能融合到世界现代化进程当中。由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和时代潮流，中国也就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因此，实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第二，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多、底子薄的初级阶段状况。当代中国社会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口众多，人口数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且文盲半文盲还有相当的数量；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整个社会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部分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经济效益差，中央财政困难、财政赤字增加，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等。这些问题和困难都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快发展和进行体制改革，国家和人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邓小平通过对一些国家政权状况的部分考察，认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3]由此，他以对国家、民族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出了“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思想，“对内搞活”的改革政策制定与实施也就势所必然。 “发展是硬道理”政策战略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成为了中国各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前提和归宿，也成为了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基本依据。产业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政策、福利政策、特区政策、外交政策等等的制定以及“三步走”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战略无不依据和体现着“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永恒主题。 二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基本原则政策制定思想的正确与否，实施后的效果如何，不能口头争论，也不能靠某种权威来评判，而只能通过政策的实践来检验。邓小平十分强调政策实践的作用，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4]然而，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实践，实践的标准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联系的，因此以实践作为检验政策制定是否正确的标准时，某时某地的具体实践并不能成为可靠的衡量标准；而应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去把握。因而，政策制定实践应该遵循 “三个有利于”的政策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为了达到“三个有利于”的政策标准或政策目标，反映“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把人民利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共同富裕作为其政策制定思想的基本原则。（1）人民利益原则。邓小平论述党的现行政策时，反复强调要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根本目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绳。”[6]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一再强调：“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凡是招致敌人摧残人民的事，都应谨慎从事。”[7]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又深情地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们的文化、精神面貌好一些。”[8]并且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针对改革政策的好坏时指出：“我们的路子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9]“在短短的十年内，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举世瞩目。”[10]众所周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若干措施的落实等，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政策思想的人民性。（2）效率优先原则。把效率放在优先的地位，就是发挥生产要素供给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自由参与市场竞争，从而突出个人努力与个人收益之间的正相关函数关系。原有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干不干，干多少，一个样”，实际上是奖懒罚勤、奖劣罚优、打击先进、鼓励落后，从而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导致效率缺损、生产力水平徘徊不前，进而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邓小平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张。这种政策主张是生产力规律的揭示，是事物发展规律的反映，是按劳分配原则的结果，是效率原则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1］。（3）兼顾公平原则。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价值诉求。邓小平认为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一大基本价值目标，没有一个公平的制度和规则，社会发展难以真正地持续向前。同时，他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定政策只有兼顾社会公平，才是人民所期望的结果。1985年8月，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指出，经济改革“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2]所以，他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策制定追求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以造成两极分化、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为此，进一步采取“先富”起来的个人和地区通过个人所得税、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逐步支持和帮助“后富”的个人和地区，从而体现再分配当中的公平原则。（4）共同富裕原则。共同富裕是在中国具体国情下邓小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政策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策理论同当代中国政策实践的结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13]把共同富裕看作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正是考虑了中国的国情，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邓小平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说话中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的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的问题。”[13]他还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4]“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能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15]他又反复强调共同富裕并不是所谓的要求“吃大锅饭”、“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如“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别，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16]邓小平同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17]邓小平在批判“四人帮”假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讲话上强调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18]他把共同富裕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三、“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基本特点 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一贯显著特点是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所谓原则性，就是把握政策制定的精神实质，保持政策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严格按照规则和程序不折不扣地实现政策目标；所谓灵活性，就是指在不违背政策原则精神与保持政策方向的前提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采取灵活方式方法实现政策目标。政策制定或政策执行的灵活性通常也被称之为政策变通，而正确的政策变通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追求“求神似，去形似”。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政策构想，即坚持“一个国家”前提的绝对原则性、突出“两种制度”并存的相对灵活性 ，就是其政策制定思想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典型案例。邓小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思想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1）全局性。邓小平认为，看问题、作决策首先要着眼于整体与全局，必须用系统性与整体性的思维决策方式，决不能顾此失彼。邓小平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要求各个地区的领导和群众要有全局观念，要顾全大局。他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19]“只有党内外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方能够顺利的克服困难，争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20]这些话语体现了邓小平把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作为政策制定的原则性问题放在突出地位。（2）长远性。邓小平认为，在政策制定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有关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长远问题。如考虑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南北合作与南北对话、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也考虑政策的长远性，多次强调“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21]也指出“要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都需要全面平衡，不能单打一。”[22]反复强调说“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了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的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在分配方式上，他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起来的目的。[23]充分的体现了其政策的长远性目的。（3）客观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主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邓小平反对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及一切照抄照搬照转的作风。他认为“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措施。”[24]方能真正做到政策的正确，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25]“在每一时期，都坚持从实际出发。中央如果不能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26]同时指出“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主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多苦头。”[27]这也表明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制定的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促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就是在于切合了中国的实际。（4）创新性。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邓小平同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就充分体现了政策创新的指导思想，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问题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8]而且，灵活的政策创新也科学而又艺术地解决了颇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时，邓小平首先冲破这一思想的藩篱，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9]“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0]同时总结三十几年闭关自守的经验教训时说：“中国必须走向世界，实行对外开放，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31]在经济结构上要走出“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的、僵化的经济结构旧模式，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经济结构。这些独特科学的创新思想已经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指路明灯。 四 、从 “猫论”到“摸论”：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基本方法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发的总设计者在一个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的前提下进行了的一次伟大的社会试验，他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其政策制定的工作经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策略和方法，如“猫论”、“摸论”、集思广益法等，对于解决在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猫论”。“猫论”的思想方法最早被刘伯承运用在军事上的一句四川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说的是在打仗时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不照搬一切现成模式追求结果——打赢就算数。而邓小平同志把这一形象的语言用来说明生产力发展时强调：“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就是好办法。”早在1950年5月邓小平说：“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32]1962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33]“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34]“猫论”是邓小平把当代中国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是最大的社会革命实践，也是其政策制定所依据的一般方法。（2）群众路线法。由下至上的方法是邓小平政策制定的基本方法。他指出；“努力加上方法的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包括政策和作风的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37]在邓小平看来，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是很重要的，他强调“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的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38]“如果我们正确的实行群众路线，会使我们得到成功；那么，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会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39]要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各种方案可以比较，办什么事也得走群众路线。”[40]“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41]他再三强调党只有“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的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42]总之，邓小平政策思想中从始至终贯彻着群众路线的方法意识。（3）集体思维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充分发挥了民主集中的根本政策方法，制定出了一系列科学正确的政策，体现了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邓小平说：“永远的不要过分的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43]邓小平反对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家长制”、“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并认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怕听不到群众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44]在邓小平看来只有集思广益，发扬民主，才能克服个人专断和个人不负责的两种不良倾向，从而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1985年4月，邓小平针对在改革中，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决策时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46]他又补充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47]集体思维的方法集中反映了邓小平作为一个先进马克思主义者的政策风格。（4）“摸论”。“摸论”即邓小平强调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善于“摸着石头过河”。“摸论”突出了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要尝试不怕犯错误。用学术语言来讲，“摸论”就是典型试验法，即让典型说话、让事实证明、在摸索中前进的方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压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就慢慢的跟上来了。”[35]经济特区就是从试点实验到全面推广的。“深圳经济特区是个实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这是一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36]“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要总结经验。”[36]典型试验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方法，它通过某个典型的政策试验由点及面、由微观到宏观，进而进行全局性的政策推广。总之，从上述邓小平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基本原则、基本特点、基本方法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效率、公平、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效率是其核心、公平是其关键、发展是其出发点和归宿。效率、公平、发展铸成了邓小平政策制定思想的鲜明特点，从而充实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找到了指路明灯。 参考文献： [1][2][3][4][9][10][12][13][15][16][18][24][28][29][30][32][35][37][38][45][4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7，3，55，28，29，371，139，265，269，64，23，142，265，373，373，64-65，373，130，113，151，118页。 [36]《中国改革开放思想宝库》：第395，393页。 [5][8]［11］[14][19][20][21][22][23][25][26][27][31][42][44][4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314，128，152，364，191，175—176，176，249—250，250，141，114，127，236，110，342，144—145页。 [6][7][33][34][39][40][41][4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57，55，323，148，218—219，221，304—305页。 [17]《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7页。 [47]《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