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京时间12月10日晚8点，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奥斯陆市政厅隆重举行。尤纳斯教授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妇女代表接受了奖章和证书，我由衷地感佩这是全世界贫困人口的节日；还有一则新闻是讲许多银行、一些部门一些官员有这样的思维，认为小企业是无所谓的概念，小企业的风险大，成本过大不值得办。
我对小额贷款的热情，也是从认识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使尤努斯的传奇故事开始的。
1974年，孟加拉爆发罕见的大饥荒，尤努斯所在的吉大港的村子里每天都有人饿死，触目惊心的场景让他对贫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于是决定为这些穷苦人脱贫提供帮助。在尤努斯看来，解决贫穷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给穷人机会让他们参与竞争。在《穷人的银行家》导言里，尤努斯写1974年孟加拉的那场大饥馑，“饥饿的人像洪水一样涌向首都。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无论老人孩子都 是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而孩子像老人……他们对城里人毫无要求，就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人有很多死法，饿死是其中最残酷的一种。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直到如此接近，让人无法辩别”。也就是从这一年起， 这位经济学教授把他的27美元，借给了42个贫困的农村妇女，由此开始了他的小额信贷事业。书中还有一个地方，写尤努斯去给乔布拉村的妇女讲他的贷款计划，因为小雨，尤努斯和他的助手破例衩让到屋里。那些妇女则躲在竹墙背后，通过助手和尤努斯交流。后来墙突然塌了，大家都没有搞清楚是息么一回事，有的妇女赶紧把脸藏到面纱后面，有的咯咯地笑着，不敢正视尤努斯。二十几年来，尤努斯坚持在孟加拉给最穷的人、最需要钱的人提供贷款，他慢慢发现了一个在此之前其它经济学家绝不可能相信的事实：穷人是讲信用的。所以“贷款给穷人，不要担保”的“疯狂”想法占据了尤努斯的脑海，他一心一意创立了格莱珉银行。因为他比那些书斋里的经济学者明白，有东西可以担保的人境况要好于那些一无所有的，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恰恰是那些赤贫的人，格莱珉银行要做的是真正的穷人的银行。 格莱珉银行的运作模式是赤贫的贷款者5人一个小组自己管理，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小的熟人社圈而施加监督，这种监督是互相的，如果一个人不还贷，那么其他人就会帮助他，或者延长还款期限或者让他每天少还一点，但总而言之，他还在熟人社圈里，还处于监督之下。因此若他拒绝还贷的话，他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信用就会受损，而很难在熟人社会中继续生活下去。这样，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就能极大消除道德风险。于是我们最终看到的是，格莱珉银行的还贷率高达98.89%，远远高于表现最优异的商业银行，在它的639万个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经成功脱离了贫穷线。通过格莱珉信托公司，格莱珉银行还将其模式复制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目前格莱珉信托已在中国开展了16个项目，向5.35万人提供了共16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304万元)的贷款。尤努斯一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太不容易了。如果我们只是从“慈善”、“公益”这个单向度来理解尤努斯和他的小额贷款，显然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那么思想上的固有和保守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决定于我们思维的贫困。
在尤努斯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投资方式——企业社会投资。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都发展得非常快。很多国际知名大学,例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成果。按照斯坦福大学社会投资研究中心的说法, 企业社会投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用企业运行的方式，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运营大规模的社会化资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进行社会投资的人叫“社会企业家”，这笔钱叫“社会资本”。 一个人能否改变世界？戴维·伯恩斯坦给出的答案是：能。这位擅长社会变革题材的美国作家在其新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也提出了“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的概念：“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
这样的典型例子，在印度有贫民眼科医院与乡村银行的故事：印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眼科医生,58岁的时候面临退休。他觉得行医几十年,赚了很多钱,应该回馈社会,于是决定开一家专门给穷人治病的眼科医院。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借了一笔钱,开了这家医院——刚开始仅七7张病床。他的经营方式是:如果是最穷的人来治眼病,完全免费;比较穷的,收1/3的钱;要是比较富的或者有正常收入的,就收正常的医疗费用。因为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医生,有钱人也愿意找他看病。他就用对富人的收费来补贴穷人。另一方面,他专门治白内障,医院像生产线一样,技术和设备利用的效率都很高,能够降低成本。所以他的医院迅速扩大,几年以后,每年能够救治7万人。后来,他找到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专门给他设计,怎样对不同的人收不同的费用,由富人买单贴补穷人。由于收费制度设计非常好,所以医院越做越好,到了90年代以后,他的医院每年能救治20万人。在这个过程中,他碰到一个问题:有些病人需要更换角膜,而人工角膜非常贵——当时是300美元左右。于是他找到美国的人工角膜制造商给他捐助。但到了90年代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联合起来,要求人工角膜制造商降价,把价格降压到100美元左右。厂商的利润大减,就不愿继续给印度的贫民眼科医院捐助了。这个印度医生就想,我能不能自己去做呢?因为人工角膜的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他坚信这个东西成本不高。他把人工角膜厂商的退休专家请过来,按照大规模生产思路的研制。最后做出来了,成本只有10美元。人家卖100美元,他只卖30美元,对特别穷的人免费。最后,他生产的人工角膜占据世界1/10的市场,成本低到5美元。他的贫民眼科医院也推广到了更多的地方。 通过这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社会投资的基本特征:第一,它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目标。如果印度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不会给角膜产品定价30美元。第二,他又要有一定的利润。有很多慈善事业不可持续,是因为需要有人白给钱来做。但这家医院完全按照商业模式运作,保证质量和效益,因此实现了自我循环,自我发展。也就是说,社会投资是用企业的架构、市场的方式大规模、高效率地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使得社会效益最大化。一般说来，企业家们可以拿出他收入的1%到2%，另起炉灶，自己来做社会投资，也可以委托另外一批人去做——这批人未必想赚钱，但他就是职业经理人，愿意从事社会投资事业。这种企业社会投资跟一般企业投资最大的区别在于：普通企业投资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企业社会投资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利润只是手段。
我国国内也有一些企业家做社会投资。比如，100名中国企业家,每人每年捐赠10万元人民币,连续10年,1亿元的巨款用于改善和恢复阿拉善地区的生态环境。他们参照具有116年历史的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运作模式，并且通过建立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法律机构、国际审计机构、专家委员会等共同参与、交叉制衡的监督机制，实行分权管理，这个模式很好，表明了我们的企业家正在成熟。在我国目前开展企业社会投资的最佳模式就是小额贷款。在我国的小额贷款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开展的山西的龙头村小额贷款项目，10余年来该项目已从最初的500元滚动发展到50万元，从一个村庄扩展到三个村庄，有2500户农家因此受益，还贷率超过了95%。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的执行过程中，茅于轼意识到：仅有小额贷款不能完全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很多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太差，不适于人类居住。根本的办法是让他们到城市来。而中国的家政服务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城里人不愿意做，所以比较适合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填补空缺。龙水头村基金会的赢利模式应该在全国推广，它不仅能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农民生产、生活也会因此得到很大改善。监管机构有非法集资、集资人卷款等顾虑，但可以通过一些具体规定，防止集资人卷款。比如，最初两年不许集资人吸收存款，把钱存在银行利息2%左右，在农村贷款12%，就会有人愿意去做。如果小额在这两年运行正常，那么允许它在下一年吸收三、五万存款，再过一年十万、十五万，然后三十万。小额贷款有了三十万，就不允许它再募资。这个方法很安全，也不会捣乱金融秩序。
目前，我国国内400万户民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仅占11%；中小企业很难直接通过资本市场公开筹集资金，通过银行正常业务流程，无抵押贷款的概率几乎为零。让中资银行老总认真思考的是，英国渣打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推出“无抵押小额贷款”业务“目前允许最高贷款额度为人民币50万元，贷款期限可长达24个月。”用按月分期还款方式，有效减小了企业一次性还本的资金压力，方便企业资金周转。 渣打银行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贸易和流动资金贷款”、“商业房产融资”等一系列量身定做的融资产品说明什么？ “银行应当明确为谁服务、谁来服务、如何服务、服务如何、什么服务、多少服务？”应该有一些“社会企业家”意识！就我国农村而言，农村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金融服务能力有弱化趋势，一方面资金存款不断转移到大城市，另一方面农民缺乏融资渠道。此外，由于过去农村基金会的金融风险很大，监管部门近年来一直采取严格的审慎态度，不新批金融机构牌照，农村金融供给也是严重不足，农民实在太需要钱了。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在河北易县建立第一家小额信贷机构以来，我国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扶贫方式也已经走过了10年的发展历。2005、2006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了要建立更适应农村需要的法人金融组织，增加农村的金融供应。也是在去年8月，央行发出了小额贷款向民间开放的重要信号，决定山西、陕西、贵州等5省区开展“只贷不存”的商业性小额信贷试点。去年底，中国首家面向农村的非政府性合法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在“日升昌票号”的老家山西平遥挂牌营业，使民间资本首次获得了放贷的权利。但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只能发放贷款而不能吸收存款，这种只存不贷的格局决定了它们的信贷规模不可能快速扩张，也限制了其扶贫的实力。我想，如果小额贷款是一项企业社会投资领域的认识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应由此出发，加快解决小额贷款公司合法经营权的问题，吸引全社会高水平的人才和投资者成为社会企业家，让企业、政府、弱势群体、农民共利共赢，它对启动构建和谐社会、必将产生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