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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１９５５年，周南因病从巴基斯坦回国，被分配到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刚去的时候我担任秘书处翻译科副科长，负责编辑外交部内部业务交流刊物和管理口、笔译译员的工作。后来，我在西亚科当科长。那时西亚事务不多，我记得只有一个叙利亚是建交国，就管这一个使馆。所以，我在西亚科里主要就搞些研究。这段时间受到锻炼的是一些领导人出访要我随访，从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１９５７年３月，中央派聂荣臻元帅当特使出访加纳，要我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聂帅———我帮他读报，做一些翻译工作。”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１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周南记得陈毅上任那天，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在会上，陈毅对大家说：“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婢膝，总像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我们继承的烂摊子，是１００多年内忧外患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要树立雄心壮志，使伟大的中华民族重新富强起来！叫做人穷志不短。古人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么！”周南回忆说，陈毅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鼓励了大家一通。 其实，周南对陈毅第一次留有印象还是在朝鲜。“宋时轮、韩念龙他们都是华东野战军的，也就是第三野战军，都是陈老总的部下。韩念龙对陈老总很尊敬，经常给我们讲他在新四军时候的事。有一天晚上，韩念龙坐在炕头上，给我们讲陈老总的《梅岭三章》。那之后我对陈老总就很敬仰，觉得他这个人非常豪放。” １９６０年４月，周南随周恩来和陈毅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在离开尼泊尔前一天晚上的国宴上，没有开灯，用的是蜡烛。陈毅诗兴大发，即席发言，吟诵了杜牧的一首《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周南记得：“当时是冀朝铸做翻译，他愣了，一时翻译不出来。我就在旁边提醒他，白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蜡烛燃烧起来，好像是人掉眼泪的样子。’大意说了一下，这样才过了关，要不然就卡在那儿了。” １９６１年，坦噶尼喀宣告独立。“原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是两个国家，两国在１９６４年４月合并了，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就在东非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央很重视，周总理点将点了何英，何英就当了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就要我跟他去。我在大使馆政治处，当时的任务一是研究形势，二是开展对周围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 亲历中国“回归”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岁月 “文革”开始后，周南被“揪”回来，接受批判和下放劳动。“１９６８年底左右，我以‘戴罪之身’被下放到江西上高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当时我的家还在王府井北边的八面槽的一个小杂院里。我准备到了江西就不回来了，当一辈子农民。当时年纪还不算太大，４０多岁的样子。” 江西下放的日子里，周南在劳动之余总是捧着带去的线装书看，十分入迷，以至“军宣队说我没有改造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积极。我有时候没事干就看猪圈里生下来的小猪崽子吃奶，一坐就是半天，很有兴趣”。 大约是“实践出真情”。“发落赣江西，拄杖薅新秧。好风来自南，荣辱一时忘。忽而遭呵责，四顾意茫茫。心慕陶彭泽，壶中旨酒藏。日暮荷锄归，一醉卧羲皇。煮水茅棚下，独对青山岗。佳禽时一鸣，日午野花香。山我融一体，恍若悟道常。细读两汉书，古人风谊长。抛卷一长啸，浩气充肺肠。从事接沧溟，谤议庸何伤。”（《六十叙怀》）周南写江西干校生活的诗章堪称一绝，他把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那种“带泪的幽默”演绎得淋漓尽致…… １９７０年底，周南忽然接到调令回京。原来，部里有位还在工作的老同志对他比较欣赏，听说周南被下放，说这人不应该被埋没在农田里。恰恰这时，周恩来指导外交部组织人翻译英国路透社驻印度分社原首席记者纳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送中央高层领导内部参阅。于是，以此为由“借调”周南回京，并以其扎实的中英文功底荣任“审校”。“大概半年左右时间就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因为是六个人一起，就署名‘陆仁’，在内部发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