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王殊认为多读书是外交官写好外交报告和材料的有效途径。王殊认为，读书多，可以开阔人的心胸视野，扩大人的知识基础，提高人的政治敏感，丰富人的思维能力，从而探知事物的风云变化，提出工作中常说的高招。也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提高我们的文字修养，增长我们遣词造句的能力，使我们的报告和讲话有更多的可读性和可信性。 王殊年轻时便喜欢文学。小时候在江苏常熟老家时他已读了不少新文学的书籍，可更多的书只是听在上海读书回乡度假的大学生说的。以后到上海上学后，王殊才看到了进步书籍的大海洋，以前听人说过有个被人抓了辫子往墙上撞的阿Ｑ，终于读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前对人家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不太明白，看了茅盾的《林家铺子》、《子夜》就明白了；在老家常听说地主家庭新旧斗争的故事，读了巴金的《家》就恍然大悟了；王殊现在还能记得在旧书摊上买到了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丰收》等书籍的高兴心情。 大学期间，除了刻苦攻读英文和法文外，王殊还进行文学创作，曾以“林莽”为笔名，在当时的上海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他的文笔清新，文字优美。读他的散文，常让人回味无穷。其中一些已被收入《中国现代散文选》和《中国新文化大系》。老作家柯灵是王殊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领路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柯灵接编了《万象》月刊，引起了读者的注意。王殊寄了两篇散文给他，不久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两篇均可用，希望王殊有便到他编辑部去。从此王殊认识了柯灵。当时，王殊的散文刊出后反应还不错，柯灵劝王殊和其他一些年轻作者不要向日伪报刊乱投稿，有些文章写好后可以收起来，等将来有机会再发表。 如今，王殊已进入高龄之年，但他常常怀念在上海的读书和生活，每每看到对老上海的怀旧文章、图片和专著，他也不禁怀旧起来了。“我对最老的上海不熟悉，还是在１９３８年初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来到已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的，但那是一个抗日洪流汹涌澎湃催人奋进的年代”。当时，从上海到南京的广大地区已被日本侵略军侵占，王殊认字不多的母亲不愿他在常熟老家受奴化教育，就带着还不到１４岁的他到上海租界里来上学。从初中到大学，王殊在上海一共住了８年多，直到１９４９年４月离开到苏北解放区。以后他再也没有在上海工作过，但是他一直把上海看作是第二故乡。王殊说，正是那时上海的革命氛围把自己从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生活目标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抗战时期迁到上海租界的苏（州）高中学习时，王殊所住的宿舍就在外滩的现在已装修一新、灯光灿烂的原通商银行大楼里，一下了课就常到附近的四马路的书店去看书。王殊至今还记得生活书店的职员给他介绍了《西行漫记》、《铁流》，一家已记不起店名的小书店的职员向他推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不论在高中还是在大学读书时，王殊说总是有同学和老师在帮助他、引导他走上进步的道路。王殊在苏高中同班同宿舍的同学钱梦梧曾组织他们几个同学读书，每天晚上在宿舍熄灯后坐在大楼的楼梯上在昏黄的路灯下看一个小时的书，从《大众哲学》、《西行漫记》到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直到全国解放后钱梦悟担任淮阴市委书记时，王殊才知道他那时就是地下的青年党员，他的联系人就是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吴学谦同志。王殊在大学时认识了诗人、作家丁景唐，他当时是《小说月报》的负责人，王殊还同另一个同学沙寄生先是到他编辑部，后来到他家里成了好朋友，他介绍王殊认识了圣约翰大学的进步同学一起编刊物。王殊没有想到，他和这些同学中的一个当时电影皇后胡蝶的丈夫潘有声的妹妹潘惠慈，都是地下的三八式老党员。 在家庭里，王殊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共有３个子女。孩子们年幼时他和夫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工作，孩子都是由保姆带大的。但他们之间关系很融洽。小儿子在北京德国商会工作，王殊和夫人同小儿子住在一起。如今，他们夫妇虽已年迈，但很多事情仍亲自动手。 晚年，王殊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７点起床，吃完早饭后散步１小时，就开始写作，他打算写一部外交官在国外的小说。王殊说，“文革”后取消国外工资，实行供给制，外交人员只领很少一些津贴，因此很多日用品都要在国内买好带去，在国外是买不起的。“很多同志可能以为外交人员在国外住洋楼，赴宴会，坐高级轿车，同别人干杯，实际上工作是很辛苦和紧张的，也是责任很大和任务很重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描写外交人员工作及生活的电影、电视片和一部纪实、文艺作品，是令王殊感到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也许，在他的笔下，这样一部作品即将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