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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此外，双方还交流了对德国人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的看法，施密特认为，克劳塞维茨的话是对德国军人的教诲，也就是说，在战争中要把政治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军事放在首位。战争只是政治继续的可能性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可能性。王殊对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问题的话完全一窍不通，听到他们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感到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谈话结束时，施密特对毛泽东说，你的话对我观察国际形势很重要，不少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到过你这里，今后还会有人到你这里来，你的话有很大的意义。他还引用了中国“水滴石穿”的成语。毛泽东幽默地说，我的水已经不多了，还要加上你们的才行。这句饶有趣味的话，引起了全场的人哈哈大笑。施密特对这次会见很是满意，特别是毛泽东和他的谈话比同他的政敌施特劳斯的谈话长了不少。 这是王殊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在这次接见的九个多月后，他就逝世了。在毛泽东晚年的最后四年中，能够见到他两次，并亲耳聆听这位伟大政治家纵论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王殊感到很荣幸。 任驻奥地利大使认识“土豆烧牛肉”的真面目 “文革”开始后，中宣部被大批特批为“阎王殿”，被彻底打倒。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决定成立中宣口，为恢复中宣部作准备。王殊被紧急调回国内参加新成立的中央宣传口的工作。王殊过去虽然做过多年的新闻工作，但宣传口的领导工作从来没有做过，完完全全是个外行，“而且我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没有什么资历，对国内复杂的情况也很不清楚，肯定是难以胜任做不好的，更不必说有可能出错了”。但“四人帮”刚刚粉碎，百废待兴，许多工作需要去做，王殊接受了这个任务，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可是，对新工作一点也没有把握的他还是给自己留了余地，“心想先做一阵等以后局势逐渐平稳下来，我再回到比较熟悉的外交或新闻战线去工作”。 王殊在宣传口工作了８个月后，中宣部正式成立。考虑到自己更适合做外交和新闻工作，他就要求回到了外交部，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５日，王殊接到外交部干部司的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过任命他为驻奥地利共和国大使。 奥地利和瑞士都是欧洲的中立国家，世界各国同他们的关系都比较好，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和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有名的山青水秀、风景优美的胜地。各国的老大使最后一任都尽可能选择在这两个国家。王殊说自己很高兴担任这个职务，那时他已５６岁，年龄较大了，“过去，我们大使的年龄都偏大，很多已超过６０岁甚至７０岁了，我在７０年代中担任驻联邦德国大使时已５０岁，是当时大使中最年轻的”。 ８月１日中午，王殊到了维也纳。８月９日，他向奥总统基希施莱格呈递国书。８月１６日，王殊向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汉斯?汗递交了中国政府委任他兼任驻工业发展组织大使的信件。维也纳联合国机构有两个大的组织，一个是工发组织，当时中国已参加，王殊的委任书是由外贸部写报告国务院批准的。另一个是原子能机构，中国是在１９８４年６月参加的，王殊担任了首任驻该机构的代表。 工发组织主要功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制订工业发展计划，训练技术人员。近些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显得越来越重要。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在１９５７年成立的，任务一是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二是防止核扩散。除了联合国机构外，在维也纳还有不少国际组织的办事机构，最重要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ＯＰＥＣ）的秘书处。王殊回忆，“只要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发生大起大落，这个组织的石油部长们就到这里来开会，决定价格多少，生产多少，到时大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和记者们便云集这里，打听会议讨论的情况”。 新任大使上任拜会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事，王殊对此体会非常深，“去还是不去，早去还是晚去，反映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态度，对方对此也很注意”。可是在维也纳，大使特别的多。那时，常有人开玩笑说，维也纳除了通货膨胀外，还有“大使膨胀”。王殊掰指细数，主要的东西方国家有３个大使，一个是驻奥的双边大使，一个是驻维也纳联合国机构的多边大使，这些都是要去拜会的。另外一个大使是参加自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开始的中欧裁军谈判的大使，虽然中国不是谈判的参加国，但考虑到今后能够了解一些东西方谈判的情况，王殊决定也去拜会。 ９月１８日下午３时，克赖斯基总理在总理府接见了王殊。克赖斯基和西德的勃兰特一样，是国际上有名的老社会党人，他从１９７１年起担任了两届八年总理职务，在１９７９年又第三次当选。王殊来奥之前，对克赖斯基就有所了解，“他思想敏锐，经验丰富，有决断力，对国际问题很熟悉，在国际上很有名望，当时在国内外有‘克赖斯基太大，奥地利太小’的说法”。克赖斯基总理时年已６９岁，年龄还不算太大，但王殊发现个子矮小肥胖的克赖斯基显得年老体弱，走路有些蹒跚，可是一接触到他的眼睛，便发现他目光犀利，显出阅历丰富，城府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