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１９７５年初，元旦假日刚过，王殊作为外交部的５个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参加即将在１月１３日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大会开幕前一天，代表们在小组会上讨论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时，接到通知说，周总理患病住院，在大会上做报告时只读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王殊在开会之前曾听说周恩来患病，但不清楚患的什么病，是否严重，这个通知使他感到总理的病情严重，心情变得非常沉重。 １３日大会开幕，当周恩来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王殊仔细观察周总理，觉得比自己两年前看到他时显得苍老和消瘦，脸色也很疲惫和憔悴，做工作报告时声音也不像过去那样清晰洪亮，只读了１０多分钟就结束了。“代表们报以更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抒发对总理的热爱和尊敬，担心和关心的激动心情”，王殊看到，周总理站起来一再招招手，向同志们表示感谢。身临其境，感情也无法控制，王殊顿时热泪盈眶，他发现还有不少代表低头哭了起来。“在后面两天讨论报告的小组会上，很多代表说着说着都不知不觉地说到了总理的健康状况上来，希望他早日康复出院，继续领导大家克服困难，走出当前的困境，但也掩饰不住对他病情的焦虑不安，对我们祖国和人民前途的深深担心。” 这次大会于１８日傍晚大会闭幕，大会没有进行投票，代表们举手匆匆通过了名单。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但没有讲话，散会时，代表们又向他热烈地鼓掌同他告别，希望下次还能看到周总理。可是，王殊和许多代表一样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周总理，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回想起过去当驻外记者时许多的事情，特别是后来自己从记者变成了大使，王殊感叹不已。他始终深信，如果没有当年周总理的关心和支持，自己可能不会走进外交领域，也不可能做好外交工作。 毛泽东对他说“我们是同行” 王殊在驻波恩分社工作期间，广泛听取德国各界人士的声音，认真调研，就西德政局、中德关系及前苏联战略，给国内发回许多分析报告。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毛泽东曾两次在中南海接见他。如今，那两次接见的情景已成为王殊记忆像册里最美好的记忆剪影。
说起第一次毛泽东接见的故事，还有个小插曲。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４日，正好奉命回国的王殊抓紧时间去探望一位朋友，很晚才乘公共汽车回家，刚下汽车就被新华社外事部的几位同事拉住了手，只听大家欣喜地喊：可把你等回来了。王殊一脸的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事们告诉他：晚７时，外交部唐闻生打电话通知新华社，叫王殊今晚九时赶到外交部有重要事情。他们派车到王殊家，但家中无人，只好分头到他的一些朋友家去找，后来就在宿舍区内一面找一面喊，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依然没有着落，只好在车站“守株待兔”。 王殊听罢情况，马不停蹄地赶往外交部，这时已快１０点钟了。上了车，王殊才听唐闻生说，毛主席要接见他。当王殊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时，他发现这个地方是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影片中所见过的———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沙发和茶几，因是夏天已换上了铺着席子的藤椅，椅子背后有好几只高大的有着白色大灯罩的落地灯，右边靠墙摆着几个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 王殊走进去时，毛泽东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大藤椅上，正在同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谈话。王殊和毛主席握了手，周恩来给他介绍说，过去在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泽东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王殊说，毛主席的意思可能是指他过去编过《湘江评论》，也当记者跑新闻，也可能是指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过不少的消息和评论。以前只在影片中看到过毛主席，此刻与领袖近距离相见，王殊非常激动，忽然哭了起来。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一支烟吧。”王殊走过去拿了烟，一看这是一种特制的把尼古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小雪茄烟。他把小雪茄烟放在旁边的茶几上，想带回家作个纪念。 王殊坐在毛泽东对面的藤椅上，“我看到他比过去电影、电视上苍老了不少，也胖了一些，头发已斑白稀疏，穿着一套宽大的白色绸衣裤，但精神还不错”。王殊还注意到，在毛泽东身边的小茶几上，放着几本刚看过还卷着的《参考资料》和书籍。接着，毛泽东就和在场的人纵论起天下大事来。没有注意到王海容在记录，也是出于职业习惯，王殊拿出小本和笔想做记录，周恩来看到后急忙对他说，注意听，不要记了，有人会记。王殊赶快收起了小本和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