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或许已经结束了稳步增长的美好旧时光，所谓的“大稳健”时代一去不复返，掉头重新进入增长放缓以及波动丛生的黯淡岁月。全球经济危机是否告一段落？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中国经济隐忧何在？中国模式是否仍然可以持续？人民币的前景如何？时代的变幻，无意间也给予有心的观察者一个机会，审视变动背后的经济逻辑，张明的新著《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正是力图回答上面的疑问。 后危机时代也意味着危机的永无止境以及对于危机前狂欢的痛苦清洗，对于美国而言意味着经济反复探底的艰难思索，对于欧洲则是主权债务危机的漫长反思，对于中国而言是什么？过去十年，中国商品价格与资产价格的轮番上涨或许将面临清盘审问。张明用两个故事来解释中国过去十年的价格上涨，第一个故事是“财富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 “财富效应”和 “金融加速器机制”颇有马太效应的意味，形容投资者资产获益之后加大投资以及获得更多信贷的正反馈过程。张明认为二者可以解释中国房价、股价与商品价格的轮番上涨，但是对于外生因素解释不够，所以他引入第二个解释力更强的故事，也就是“流动性过剩+政府调控”：十余年的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飙升，由不到2000亿美元至超过3万亿美元的庞大体量，“国际收支失衡导致中国外汇储备飙升，从而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一个证据，就是在2002年1月至2011年12月这10年内，中国的居民实际存款利率竟然有一半时间是负利率。” 上述两个故事描述了中国价格上涨的两个动因，也引发张明进一步叙述中国通胀的三个故事。而这一叙述引发了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中国的通货膨胀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到底是所谓的猪周期理论有用还是货币数量决定论更有用，抑或是通胀输入论？张明力图协调上述两种观点，他的结论是“在过去10年内，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所谓的‘输入性通胀’其实也可能是内生的”。 众所周知，中国近年M2与GDP之比居高不下，尤其是横向比较，更是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同侪。为什么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如此之高却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呢？张明认为原因有两点：其一是中国政府过去将通货膨胀控制得很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较低，愿意把钱存在银行；二是中国居民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资本账户依然存在管制导致居民只能在国内分散投资组合，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抑制了居民的投资渠道。 不过，我对于通胀的理解或许有些不同，我认为通胀上扬主因或许并不在于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否宽松，而通胀下跌也不是央行主动收紧货币所能达到的。在现代信贷经济中，通胀的动力学原因复杂，但很大程度可以归结于货币的内生性，也就是信贷的自我扩张；通胀更主要的动因是来自国内信贷的持续扩张。而国际资本的流入造成的投资本质上与国内金融体系自身创造的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的结果或许区别并不大。这意味着什么？通胀的故事在2008年之前或许是三个，在2008年之后，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四万亿天量信贷造成的M2急剧扩张。 经济增长看起奇妙，但其本质未必有多复杂，仍旧在于抛弃突破加诸经济体之上的非经济阻碍。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究其根本仍旧是经济学的常识，动力在于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活力以及人口红利。高速增长的故事好说，但是一旦增长态势开始放缓，宏观形势以及居民的微观幸福感则会大打折扣，这也是近些年各种社会矛盾与不满频发的原因之一，房价飞涨而股市低迷更是让不少投资者失落不已。张明断言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恰如在“刀锋上行走”，一边是 “泡沫经济+人口老龄化”的日本式陷阱，另一边则可能是拉美陷阱，最坏的结果很可能是两种陷阱叠加，“这意味着一旦中国经济在人均5000美元左右遭遇泡沫经济与老龄化的双重打击，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将会停滞不前。” 中国经济从顺风顺水到如今尾大不掉，症结之一正在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重点也从增量改革步入存量改革领域。按照张明的解读，未来中国的改革不再是皆大欢喜的增量改革，而必须进入“几家欢喜几家忧”的存量改革阶段，“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克服利益集团阻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以及资源配置上变得更加公平的话，中国经济可能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社会与政治改革也可能停滞不前。“
虽然俗语所谓环球同此冷暖，但是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紧密互动却是伴随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才逐渐加剧，最近几年更因为金融危机才逐步为世人认可，国际财经变化也不再是与普通百姓毫无关涉的高端玩意。不过，也正是因为重视时间晚而重视程度高，愈加需要有洞察力的思考以及普及，《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可谓这方面值得关注的重要努力之一。张明是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先生的高足，目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其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尤其是他2011年到2012年曾赴哈佛肯尼迪学院访学，这本财经评论集也天然关注国内国外经济脉动，信息量不少，书中对于欧债危机、美国量化宽松、资本流动等领域的记录与观察，颇有价值。 在一次哈佛研讨会上，丹尼·罗德里克的一个精彩比喻让张明印象深刻：“中国就像一个每天都认真做自己作业的小学生，有一天突然委屈地发现，自己考试居然没有及格。”张明认为他在批评中国忽视了自身发展战略的负外部性。事实上，我认为罗德里克道出本书以及中国故事的本质之一：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如此之大，使得中国与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逐步变化，已经不容许中国再按照闭门读书的方式来完成经济转型，对于二者的紧密连接，我们的认识仍旧远远不够，《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