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１９４９年３月，新华社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决定，各野战军分社扩充为总分社，原“华野前线分社”改建为“三野总分社”。王殊就在三野总分社任编辑，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三野总分社与上海地下市委机关报《上海人民》报社，组织了５０多人的上海记者团，统一采访我军进入上海时的动态情况，王殊参加了记者团，初试身手采写了通讯《攻击之前》，受到总社的通报表扬，对他鼓舞极大。当年夏天，新华社三野总分社由上海迁至南京。 朝鲜战争爆发后１年多，王殊被总社调到朝鲜前线的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工作，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到１９５４年５月，王殊在朝鲜总共待了两年半。这短短的两年半，王殊走上了国际新闻报道和研究之路，成为他记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到志愿军总分社后，可能由于王殊过去学过英文，被分配到战俘营去工作。王殊说，那时，有关战俘的报道国内报刊需要，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要进行国际宣传斗争，特别是揭露美国媒体诬蔑志愿军虐待战俘的宣传。“为了揭穿美国宣传机器诬蔑志愿军虐待战俘的谎言，战俘营领导还要美俘中的１个随军摄影记者到处拍摄战俘生活的照片，再寄给美国媒体去发表”，王殊笑言，这个美俘记者在停战释放回国以后利用这些照片还发了大财。 虽然，在解放战争中王殊曾采访过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有一些经验，但这一次是面对外国战俘，首先是语言的隔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过英文，可是已多年没有碰过，谈得深一些就感到很吃力，难以运用自如”。其次是此次报道战俘需要很多国际报道的知识和经验，而外国战俘中情况复杂，王殊常常费了很大的劲，却写不出好稿件，“在战俘营所作的报道，特别是刚开始时几乎是完全失败的。有些稿件总分社和总社没有采用，有些即使采用了，看来也甚为勉强。”
分析了自己的水平和能力后，王殊就在战俘营里边采访边学习，侧重提高自己的英语交谈能力，并注重增进自己的世界历史知识。过了不久，王殊的报道工作果然有了一些起色和进步，稿件采用率有了提高，个别稿件还受到了总分社和总社的表扬。在战俘营只工作了半年多，王殊接到总分社通知，要他到开城去采访停战谈判。 恰在此时，美方空投一批特务被我方俘获，这些人是在战场上被美军俘获，在战俘营中贪生怕死而投降的叛徒，被美方训练成空降特务，派出试探美军细菌战效果。而且，这些特务都曾在战俘营里帮助美蒋特务用种种残暴手段迫害我们的战俘，胁迫他们拒绝遣返回国，而要求到台湾去。所以这些特务不仅是敌人进行细菌战的铁证，也是美蒋特务企图强迫扣留我战俘的人证。 当时，板门店有关遣返战俘的谈判已陷于僵局，美方要求“自由遣返”，实际上是企图强迫扣留我战俘，以便把他们劫持到台湾去，中方予以严正拒绝，坚持要求全部遣返。过去在西方媒体中也发现过美蒋特务在南朝鲜巨济岛的战俘营里用种种手段胁迫我战俘要求到台湾去，但材料很零碎，证据也不足。“现在正好利用这些空降特务的供词，大力揭露敌人企图扣留我战俘的严重罪行”，王殊回忆在那次一个星期的采访中，他与战俘管理人员一起，对这批人进行政策宣传，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终于让他们讲出了事实真相，收集到了很多的材料。仅用三天，王殊就写出两篇揭露所谓“自由遣返”骗局的报道。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毛泽东在写给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和停战谈判团长李克农的电报中提到：新华社记者王殊的报道，提供了美蒋特务罪行的种种事实，谈判代表团应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这次成功的报道对王殊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鞭策，进一步认识了国际宣传斗争的重要性，也加强了他努力学习尽快掌握国际报道艺术的决心。 ７月，王殊到了板门店，“板门店是汉城到平壤的公路上的一个小村子，从开城乘吉普车到板门店只有２０多公里，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军事分界线在村子中间通过，一边由朝鲜人民军战士站岗，另一边由美军宪兵站岗，两边都有几个帐篷，供双方代表在谈判前后休息和举行记者招待会之用。进行谈判的小房子就修建在两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上，双方代表从各自一侧的大门走进谈判厅，坐在同样跨在分界线上的谈判桌的各自一边。小房子跨公路一侧就是村子里唯有的几间破草房，双方记者通常聚集在草房前面的场地上观看情况，等候双方新闻官在会议休会后发布消息。谈判开始时，西方记者主要是美国记者有１００多人，中朝记者也有３０多人，后来谈判一再出现僵局，记者就大为减少了。王殊去的时候，中国方面实际上只有他一个记者，两个摄影记者和两个新闻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