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亲历神秘外交背后的16人：中国高端访问10》
经过深思熟虑，围绕着福田内阁能否同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问题，符浩向中央决策高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日本近２０年的高速发展，使之急需向外扩展市场。中国同日本近邻，有很强的地理优势。且中国粉碎“四人帮”之后必将对外开放，这个大市场正被世界各发达国家看中。日本不抢先登陆，必落人后。前首相田中角荣首次访华已经打开了中日关系之门，当时中日贸易额虽然每年已达３０多亿美元，但从中国这个大市场的需要看，差距还十分巨大。福田虽然是日本社会中的右派势力，但作为当今的日本首相，为了日本自身和自民党的利益，他在对华关系上不得不超越意识形态去权衡利弊得失，通过缔约促进发展中日贸易是当务之急。符浩特别记着毛泽东在评论某些外国政要对华态度时说过的话，毛主席那段话的大意是，有时候左派干不了的事，右派就可以干。有些事，右派干起来就没有阻力。而且毛主席成功地对这种深具战略性的运筹加以运用，导致了尼克松的访华和中国同联邦德国的建交。“那时，福田已向公众表明，为缔约事他正在做‘鸭子浮水’，意思是动作在水下”，符浩说，“福田的一项重大举措便是把主张积极缔约的内阁官房长官园田直调任外相。” 于是，符浩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提出了福田内阁很有可能在近期同中国重开缔约谈判，并能够达成协议，同中方签订和约，并建议中方应持“因势利导，顺势而上，尽快促成”的观点。不料，符浩的报告还在馆内讨论时便遭到异议。受当时国内有关部门和学术界人士中流行着对福田内阁不够信任看法的影响，使馆有些人认为对福田内阁能否做到缔约，应持慎重态度。面对不同意见，符浩耐心进行协调，最后给国内的报告中采用的表述是“福田内阁在任期内不排除同我签约的可能”。 虽然对福田内阁在缔约态度上有不同看法，但全馆仍集中力量积极推动福田缔约。在符浩的指挥下，使馆各部门都为促进中日缔约对日方有关人物和部门展开相应的工作。果然，从当时了解到的情况看，福田对缔约确实行动了起来。当时美国总统卡特对日中缔约是不持异议的，干扰主要来自日本国内。福田当年４月访美返日途中，在夏威夷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关于日中缔约谈判，“日中双方的交涉在五六月份达成协议”。园田直外相对缔约依然十分积极。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９日，在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招待会上，园田直把符浩拉到身边坐下。两人谈到办理缔约问题的进展情况时，园田直满怀信心地说自己是属牛的，像爬树一样正在向上爬，从左边来阻力就从左边挡回去，从右边来干扰就从右边顶回去。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几经周折，于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１日在北京恢复了中日缔约的谈判，且进展较顺利。到７月底，双方对条约的基本框架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时任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亲自听取了中国谈判代表团的工作汇报。邓小平表示：“这个方案不错，要坚持按此谈。要坚持原则，不要怕破裂。但在方式上可以灵活一些。要争取谈成，也要做拖下去的准备。”令符浩难忘的是，叶剑英听完汇报后，热切地握着他的手说：“好好谈，争取谈成。” 日本方面也加紧了步伐，８月５日，福田首相首肯了园田直外相的北京之行。园田直组织了１７人的代表团，选定８月８日赴北京签约。符浩也再次回到北京参加全程会谈。８月９日中日外长正式谈判。园田在谈判时说，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务卿万斯都希望日本积极地把条约搞好。美国希望日中缔约能成为中美建交的一个有利条件。黄华外长肯定园田外相对中日缔约的热情和努力及中日双方代表团会谈的成果，并表示中方同意把反霸条款有争议的一句改为：“本条约不影响各缔约国与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８月１２日下午，日本政府向园田直外相发出缔约的训令。当天下午两国外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文本上正式签字。当时看着眼前的签字仪式，符浩忆起了抗战中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战友们，尤其怀念那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同志们；还想起了解放区人民同八路军的鱼水之情，更想到日本在华反战同盟的朋友们信服真理、反对侵略的正义之举。他说：“我参加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是中日之间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见证人。‘友好条约’的缔结是中日百年来第一次，也是新中国强大的表现。” 大使追忆邓小平伟人气概与凡人情怀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后，当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赴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换文仪式，并对日本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邓小平的日本之行被舆论视作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之旅。作为驻日大使，符浩陪同邓小平参加了在日本的访问活动，感受到伟人既有纵横驰骋于国际政治的大胸怀、大智慧，也并不缺乏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欣赏。翻开家中一直珍藏的邓小平访日全程相册，借着这些历史性的画面，符浩忆述起他与邓小平接触的珍贵点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