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周人有仕数不遇 周人的战车



     周人立国,高屋建瓴,东向以制天下。

  国力所向,一出潼关,向河、洛,据东都,而经营黄河下游。

  另一则出武关,向江、汉,及于淮域,而经营豫、鄂、皖一带。

  第一线是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的路线,第二线是文王“翦商”,行南国的路线。由此两线,可见周人立国规模:东西向,在山、海间;南北向,在长江、黄河之间。

  这一范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原”,是一代王朝的基本盘。

  周人经营中原,用了三大法宝:一以继续革命的民本主义,清算商朝“率民以事神”的神权主义;二以封邦建国的封建主义,取代商的方国联盟,全面管控国土;三以军权取代神权,以职业化的常备军——“士兵”,取代兵民合一的“民兵”,为立国之本。

  牧野之战,在《中国历代战争史》里,被称为“以少胜多”的战例,据说,商有兵力70万,而周的兵力只有数万,如此悬殊的对比,似乎印证了“大国商”与“小邦周”的说法。但实际的情形,有可能正相反。当时,还有一说,叫做“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自泰伯化行南国以来,“小邦周”早已改观,到了武王伐纣时,便有八百诸侯会盟津了。

  所以,“以少胜多”,看来是假象。商军号称70万,这在上古之世根本不可能,如果其言非虚,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70万人非战士,似为民众及奴隶。70万人出动,可谓“倾城倾国”,然,如此声势,实难言其兵众,反见其兵乏也。曰:何以见得?

  其时之形势,商军远在东南,周人从西北捣虚而入,故能一战灭之。

  然,商之战败,固由战略失误,也因兵制缺陷。商无常备军,寓兵于民,战时募集,以信仰为号召,以神权总动员,“率民以事神”,故为圣战,或曰“人民战争”。

  纣能募集70万人,可见其动员力之强,但当时他的战士,已往东南去了,余则民众以及奴隶。纣以何方神圣动员民众?曰上帝。其时,纣正以宗教改革使上帝人格化,先使之与祖灵结合,实现“帝祖合一”,再与王权结合——“帝王合一”,使他成为世俗化的上帝。

  他相信自己就是天的代表,是上帝的人格化的具体存在,他的使命就是要将神权化的商王国发展为帝国——上帝之国,将“帝王合一”的理念,坐实为民众生活。

  70万人齐上阵,可谓全民皆兵,充分显示了纣的“帝王合一”的威力和号召力,纣之强大在此,其失败也在此。过分依赖信仰,而忽略了制度建设,过分相信神权,致使常备军短缺,由此亦可见商的统治力在神权不在军权,在信仰不在思想,而周人则反之。

  天命在哪里?殷人说,在青铜和龟甲里,惟重器与灵物可承载之。

  而周人则以蓍草算命。天地间,取了草来,分阴阳二爻,天命在此!

 昔周人有仕数不遇 周人的战车
  以算卦代替占卜,用阴阳二爻开了中国哲学源头,其命运意识已在殷人之上了。当殷人还在诉诸神秘的直观时,周人已开始了抽象的演算,以天地开头,以“既济”与“未济”之象收,将人事之方方面面及种种变化包含其中,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做整体思考。

  殷人占卜,窥视裂纹,侦知偶然性,防范之,免受其袭击。而周人算卦,是要把握必然性。卜兆,颇似神谕,而起卦,则是认识自己,把自己放到64卦、384爻中去……

  在天命无常的压力下,周经营着他们的理想国——中国,把政权放在民本上,以“保民”代替“事神”,为此,建立了常规军,为了防止文王“翦商”在周的“家天下”里重演,他们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以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变更了原来的方国体系。

  周初,以分封平天下。荀子说,周初分封71国,其中姬姓53国。

  虽然占了大头,但还不是家天下,所以,周人要继续革命,以观念上的民本主义、制度上的礼治主义和中国化的封建主义,来造就他们的理想国——周人的家天下。

  分嫡庶以齐家,立长子以治国,以封建制定天下,小宗围绕大宗,家臣拱卫国君,诸侯藩屏王室,以血缘划分地缘,地缘扩张血缘,血缘地缘互动,营造家国和天下。对于异姓国,难以宗法一统者,即以婚姻纽带之,故天下之国,非其兄弟,即其甥舅。

  其结果,自然便形成家天下。家天下还有另一面,便是以天下为一家,此为周人之理想,也是他们的战略。商之天下非家天下,乃方国林立的世界,而周人则以封建,将方国世界纳入家天下。历史上,还没有人像周人那样,将远大理想,化为实际战略,而且富于成果。周人务实,他们的理想,必有相应的战略配合,而战略,则以常备军来贯彻。

  周设常备军,缘起于战车。战车兵,作为一兵种,当由专业人士受专门训练,盖因其非但技战术强,且组织化程度高,二者结合,方为持久战力,故非常备不可。而与之相应的社会基础已形成,其时,周已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士之子恒为士”,正是这一社会化分工所导致的士人阶层的出现,为周设常备军源源不断地提供战力和财力。

  石器时代,木石为武器,尚能遍及全民,至青铜时代,青铜为兵器,铜器难冶,甲士难得,故铜石并用,兵民开始相分,一到战车登场,“士兵”就替换“民兵”,而为常备军。本来,青铜兵器就很昂贵,加上更加昂贵的战车,一介战士,自然就非贵族莫属了。要到了黑铁时代来临,铁器再次普及于民,这才回归于耕战合一,全民皆兵,此为后话。

  就此而言,牧野之战,也可以说是“士兵”与“民兵”之战,周以战车三百乘,士兵数万,与纣军战,纣军号称70余万,实无能战之兵,既无战车,亦乏甲士,多为“民兵”——木石之兵。商之初,以铜兵胜天下,克尽木石之兵,孰料其末日,反被周人克了。

  周克商,靠战车。有人说,战车商已有之,汤伐桀,战于鸣条,就用了战车。然其所谓战车,乃乘载之具,非作战兵器。又曰,殷墟车马坑已出土战车。然据兵器史家杨泓所言,出土虽为战车,但作用有限,或为军官上阵用,尚未形成能一决胜负的作战兵种。

  战车兵,作为一兵种出现,除了要有社会化的士阶层和制度化的常备军与之配合,其自身也要改进,才能成为有效的作战兵器。然则,商无备,而周人已备好了。杨泓说,周人战车,驾马增加,车毂附铜饰,车辐增长,轴头缩短,马具改进,适应车战的格斗兵器以及保护辕马的皮质马甲和马胄,使战车冲击力和作战性能提高,成为革命化的新兵种。

  武王以战车革了纣的命,周公以战车运载他的理想国,继续革命。

  幸亏有了战车,周人纵横捭阖,用战车的尺度,封建家天下,改变了中国,将偌大的两河流域都摆平了,原来商帝国的势力范围,都变成周人结结实实的地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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