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汇率制度改革方向一般分为近期或中期与长远目标。近期目标不以完全自由浮动为目的，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是单向、小幅升值，重在政策调整、制度建立和业务培训；第二阶段应是提幅增频，有升有降，重在机制培育，以实现汇率机制市场化；最终的目标：完全放开，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但从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方向，也可以说其中心议题是增加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以有效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杠杆作用，并且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第一阶段自去年开始。2005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拉开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序幕。一年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些该出台的与汇率配套的改革都已经出台，成效也很显著，资本项目开放改革也迈出了一大步。成绩都应该肯定。但就改革的全过程看，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防范国际游资大规模涌入的工作上，浮动幅度一直很小。我们采取“打利率、保汇率”和保持适度的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差政策，目的是为了给汇率调整幅度多留点空间，但是这种手段也有软肋，有后遗症。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我国一年期利率是2﹒25%，人民币升值一直守在3～3﹒5%之间，则热钱流入的收益率为5﹒25%，低于美元一年期利率（5﹒6%）的预期，对热钱刺激不大，保证了汇率改革的稳定。为防止刺激热钱流入，我们把汇率波动幅度限制在人民币短期利率与美元一年期利率之间，防止热钱过度涌入的问题解决了，但我们的利率水平也只好守在低水平上，实际上我们的存款利率持续为负利率，低于同期居民消费价格增长指数。
几年来，外汇储备连续、急速增加而引起的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造成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反而日益突出。央行频频使用定向票据、两次上调准备金率、窗口指导等措施，打的也是“打利率、保汇率”牌。即是说，为了给人民币稳步升值保驾护航，抑制市场利率上扬成为近期的政策重点。虽然使用这些手段也回收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缩减可贷资金总量，也避免了因利率调整而引发热钱涌入，但是造成的低利率却刺激了投资过度扩张，引发经济不断快速发展，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1﹒3%，引起国内外一片惊恐！而与此同时，伴随的仍然是外贸顺差继续大幅上升，标志着由于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引发的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仍在继续发展。流动性过剩、低利率、投资过度扩张、经济过热与利率调整受制于汇率等矛盾交错在一起，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还出现一些让人困惑的尴尬。我们一面追求外汇储备的增加，却拿辛辛苦苦增加的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我们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好不容易吸收了3000亿元人民币，却叫人民银行用定向票据、两次上调准备金“保存”起来了；我们是不发达国家，却每年补贴美国800亿美元；我们年年担心的经济过热,却不敢大胆运用利率手段调控。我们应如何来看待这些现象？汇率改革与当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又有什么因果关系？什么才是当前经济的症结所在？
有一个独特的见解令人注意。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员滕泰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不均衡以及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国经济出了问题，而是美国和美元的问题造成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通过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或到其他国家投资等方式进入流通，这样就必然带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美国的巨大的海外债务——在美国经济规模走过了高速成长和扩张的历史阶段以后，就必然带来美元流动性泛滥和美元的长期贬值。中国主要以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的情况下，美元兑其他国家货币持续贬值就造成人民币低估。低估本国货币汇率就造成中国国际贸易更大的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形成巨额外汇占款和相应的发行过多，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就成了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滕研究员的文章还断言：“当前，中国的实体各项指标都非常健康。除了个别非贸易部门（比如房地产）可能存在投资过热之外，对一个大国起飞经济而言，整体并不存在投资过热；对于一个面向全球市场开放的经济而言论，也无所谓生产过剩。”他进而指出：“当前的紧缩政策本质上是为了对付外部输入的经济问题而动用国内的政策手段，其结果是非常有害的。” （2006年7月14日 人民网 题：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将带来严重代价）文章言简意赅,直言当前经济问题的要害不是一个简单热与非热的问题，而是流动性过剩；当前表现出来的流动性过剩只是一个现象,根子还是汇率改革跟不上，灵活性不足；在人民币缺乏弹性的汇率政策下，外部的资本价格、商品价格变化都将传导到中国，从而使国内利率政策、其他金融和财政政策失去原本的效率。这些话的确切中了时弊。要解决中国现在经济问题，治本之道还需从加大汇率改革入手，逐步摆脱货币政策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使我们的宏观调控更加得心应手。为此，我们的汇率改革就更不能停在第一阶段，而是要果断进入第二阶段。要清醒地看到汇率改革滞后的负面影响。
随着顺差增大——外汇流入增多——央行购买外汇增加，央行调整基础货币的主动性下降，货币政策的效应被弱化，有些调控手段，如利率被迫捆起来了；同时我们将被迫将一部分外汇转成外国债券，外汇流出增加。事实上是资金流出增加。
长期采取这种缓慢爬升的汇率制度，会使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和化解能力弱化，当发生人民币汇率大波动时，我们这些靠银行贷款的企业就会把汇率风险转嫁到银行身上。
金融衍生产品难以成长，金融市场发育趋向缓慢。因为在爬升的汇率制度培育成长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习惯于只将汇率作为结算的工具，牟利的动机很弱。既没有汇率升值的渴望，也没有贬值的压力；风险意识弱，参加汇率市场的动力弱，对汇率市场的适应能力也差；企业也不习惯用金融衍生产品来规避金融风险，金融市场发育自然放慢。
增强了国际间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间贸易磨擦也会增加。
这说明我们不能按老步子走下去，形势也迫使我们把汇率改革引进第二步。首先得把注意力转到加大人民币汇率每日的浮动幅度上来，并且要有升有降，以增加汇率的灵活性。也就是说，要在前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从单纯升值进到汇率机制市场化的新阶段，实行提幅增频、双向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机制市场化。引入更灵活的、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不仅是参加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可以此来锤炼我们对全球汇率多变的适应能力。国际上，如美国、德国、日本都经历过本币升值300%以上的历史过程，并且同样生存与发展，我们可不能让“防”字（防止国际资本涌入）绊住了“汇改”手脚，而延误了进一步改革的大好时机。
客观条件是好的。一个国家连续多年持续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率，同时国内物价稳定，各部门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本币升值就有长期的、必然的趋势，有一阶段可能还升得很快。日本，在短短的25年中，日元由360元/美元升值到80/美元，升值幅度之大不可多见。对于这种币值速度加快的情况，我应该主动去适应。汇率低估造成的是国民福利的损失。我们不能光看到明的损失，看不到暗的损失。我国去年外贸顺差也只有1200多亿美元，据业内专家估计我国每年补贴美国800亿美元。其中低汇率方式进行商品出口，补贴美国400亿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有资料说余额在3300亿美元以上），使美国的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给美国带来400亿元的补贴。我们是用国内的经济成本去分担美国和美元的问题，美国国会议员还天天叫嚷要对我国进口商品采取27﹒5%惩罚性关税，虽说我们有不得已的苦衷，实在是得不偿失！其实，汇率适当升值是一件好事。人民升值了，就是说人民币值钱了，这不是很好嘛。我们往往对热钱流入很在意。刚才我们算过一笔账，人民币目前的短期年利率大约是2﹒25%，另外如果人民币升值3%～3﹒5%，国际资本的投机者总共获利5﹒25%～5﹒6%，与美元5﹒6%年利率相当，即使每日浮动幅度再加大1、2个百分点，国际资本的投机者回报率将是6﹒25%～7﹒6%之间。如果我们的汇率有升有降，投机者虽有1——2个百分点超额利益收入，但也要为金融市场高风险波动承担风险，我们却因人民升值带来众多的好处。人民币汇率的及时调整不仅有利于改善对外贸关系，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强化宏观调控、抑制投资增长，从而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特别在目前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度引起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如果外汇储备仍然大幅度增加，人民银行买进外汇之后，必然要释放大量本币，尽管经过对冲，但是由于为减轻升值的压力还得实行低利率政策，从而刺激市场上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发展，引发一些高利润产业蜂拥而上，进而带动一些与之相关的行业的过度发展，其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对人民币升值，往往我们有两点担心：一是怕热钱大量涌入，我们只要加强管理，从长远来说，其结果还是利大于弊。二是我们担心的是汇率升值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怕引起增加国内的失业率。其实现在情况与汇率改革初期情况大大不同了。这既是压力，也是结构调整、产品提升的动力。有人说，纺织整个行业平均利润率也就3%左右，与迄今为止汇率的升值幅度刚好抵消，意思是不是说我们汇率的浮动幅度只能守在3%——3﹒5%之间，这种说法是在出口企业以不应万变的情况才能出现，不能以此作为反对扩大汇率波动幅度的理由。汇改前我们也曾担心人民币升值可能给企业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如出口利润率下降、职工工资下降、产品缺乏竞争力、经济增长动力降低等，经过一年的磨练，企业的市场化观念大大加强，并且交了一份很好的答案。根据9个省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利润率呈一条由下降到稳步上升的曲线图。2005年7月人民币一次升值2%，企业由于准备不足，受汇率损失影响，企业的平均出口利润率从二季度的3﹒61%降至第三季度的2﹒98%，。进入第四季度以后，企业努力调整产品结构和运用国际结算、贸易融资工具和远期结、售汇等避险工具后，出口利润率开始提升，并且超过汇改前水平，达到5﹒07%。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只要我们宣传好，服务好，企业对调整人民币汇率每日波动幅度是能适应的，企业也的确需要具备这种对汇率波动的适应能力。
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很大了，风险大，调整起来也很困难。据《现代中国企业报》7月25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长余永定近日对中国持续增高的外汇储备提出警示。他说：“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给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由于美国经济项目赤字的不断增加，2002年以来美元已经开始了所谓‘战略性贬值’的过程。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外汇资产将会大幅度缩水。”
参考消息转载香港《南华早报》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大了，即使买进今年全世界每个金矿出产的所有黄金，并建立90天的战略石油储备购买近4亿桶石油，也只能消耗不到10%的外汇储备；而且，大幅度增加欧元资产的行动都给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不仅调整困难，而且风险也很大。
《中国证券报》2006年7月14日滕泰载文说：“中国的经济的增长本质上是一个人口现象，伴随着人口活力的经济高速增长至少可持续到2035年以后。因此人民币升值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历史趋势，如果选择长期压制、集中释放的日元升值模式，后果不堪设想；反之，选择像联邦德国马克、美元的相对平缓、分阶段升值方式，即使是300%的升值幅度，分到30年中每年的升值幅度也是很小的。大约每年3%——4%左右，不会对本国经济和就业造成实质性伤害。”这都是很有见解的。外汇储备过大的风险和调节困难的警示提醒我们，加大汇率制度改革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更重要的，既然升值是一种客观趋势，是解决当前经济困局的一把钥匙，我们就应该主动去适应。过分防止热钱涌入，有可能使我们失却升值的良好机会。实行提幅增频双向浮动的汇率政策，逐步引入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我们走向经济全球化时必需的基本功。企业必须学会适应市场，学会管理自己的风险，学会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通过金融衍生工具锁定风险。我们应该对第二步“汇改”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实际上扩大人民币日均波幅是走向完全自由浮动的必由之路，与维护人民币名义汇率相对稳定宗旨并不矛盾，也并不必然引发金融危机。只有汇率有升有降，才能对国际投机资本构成威慑力量，我们也才有可能炼出防范汇率风险的真本领。在操作上,可考虑从利率调整开始,配以诸如出台《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等措施，给外资炒楼套上“紧箍咒”，我们还可以继续采取一些对冲措施，还可以考虑让资本项目开放留一手，但必须坚持“增幅调频”，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我们现在有实力来把握局面，我们还有办法来控制这个局面。总之不能让“防”字绊住了“汇改”的手脚。（2006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