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资本女人：20位中外著名女性成功人生启示录》
叶莺的政府关系显然为"98协议"的最终出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98协议"的谈判本身就是一起堪称经典的政府关系运作。该项谈判历时4年之久，项目涉及6个省份（辽宁、河北、天津、上海、福建、广东），10个城市和4个部委（国家计委、化工部、轻工部、国家外经贸部）。其中政府公关的技巧，在业内人士看来主要有两招：第一是在柯达的努力下，1997年中央政府为此项目专门成立中央协调小组，由"两委三部"的政府官员组成，当时的副总理吴邦国任协调小组组长；与此同时，受柯达委托，由外经贸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撰写的"柯达全行业合资"模式的研究报告，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界、学界对这种模式的疑虑。可以说"98协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公关定乾坤"，而公关的成功，则在于柯达找到了深谙中国政经精髓的叶莺。 清楚了这点，就不难明白叶莺此后在经营柯达（中国）的一系列特色之举： 柯达专门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专攻政府关系；2000年，在厦门召开的柯达内部工作会议上，柯达将"发展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列为中国策略中最重要的一条；除自己之外，叶莺还请了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前外交官安凯彬（Christopher Adams）担任柯达中国公司首席代表，和她一起来打理中国公司的事务；叶莺先后荣升为柯达亚太区主席、柯达全球副总裁，但她始终没放弃一个职位--兼任亚太区对外事务部经理。叶莺深知，在"渐进式"的中国经济改革中，跨国公司要顺利拿下中国市场，还得向中国政府要，而政府又不是抽象的……这种对中国特殊政经生态的把握和良苦用心，不仅使柯达只要了几年时间就攻下了中国市场的大片河山，也使叶莺被誉为跨国公司中"在中国做政府关系的第一人"。 叶莺不仅擅长政府关系的运作，也善于全面的公关。她更清楚，在儒家文化熏陶出的中国做生意，政府关系虽是成功的关键，但许多时候能堂而皇之放到桌面上的，则不能是政府关系；跨国公司来中国本来是以赚钱为第一且是唯一目的的，但在许多场合又不能说为赚钱而来……基于此，她屡屡寻找机会、寻找合适的方式表达其贴近中国、服务中国的心意。例如一次柯达公关部在柯达所有的公司中找到了六位黄皮肤的华人科学家，有的出生在中国台湾、有的出生在中国香港，有的甚至出生在美国，连中国话都不会讲。但叶莺安排他们都用中文发言。意思是柯达产品是中国人设计，是中国生产，柯达是中国人的柯达。更有意为之的是，柯达在中国的所有工厂里，插的都是中国国旗，用的也几乎都是中国员工，宣传的都是"柯达（中国）是一家中国公司"。叶莺曾给柯达公司主席Daniel A．Carp起了个中文名字"邓凯达"，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说，"‘邓凯达‘这个名字起得好。‘邓‘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姓，‘凯‘是乐凯的‘凯‘，‘达‘是柯达的‘达‘！"其实叶莺给邓凯达取名时，未必预见到乐凯和柯达的合作。但单凭叶莺为Daniel A．Carp改名这点，就是"小日本"富士怎么也想不到的。 正如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所说，"叶莺光彩夺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她对中国政经大局中‘国退洋进‘机会的把握以及政府关系的成功运作，要是没有‘98协议‘，绝没有柯达的‘中国盛世‘……从本质意义上讲，叶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型企业家，而是一个高明的红顶商人和公关活动家，她的激情和业绩都在灵活的机会主义土壤上开花结果。" "98协议"签订后的三年中，柯达以其数量仅次于中国邮政的8000家冲印点的庞大网络笑傲江湖，其63%市场占有率超出富士一倍！而在1993年，柯达仅有区区300个店面，是当时富士店数量的1/10。1996年，中国还只是柯达胶卷的第17大市场，2001年就已经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叶莺在"柯达中国"如鱼得水，正如她自己所说："柯达和中国企业的合作不是结婚，因为结婚后会离婚。我们是结义，是为了共同目标和价值观而结拜成的兄弟姐妹。"由于她的巧言善辩，之后又完成了柯达与乐凯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