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两个5：4的投票结果，作出了两项有利同性婚姻权利的判决。第一项裁决推翻了1996年克林顿政府期间颁布的《婚姻保护法》，裁定同性婚姻伴侣有权享受联邦给予异性婚姻伴侣的福利。第二项裁决认定加利福尼亚州反同性婚姻团体不具备上诉资格，实际上维持了加州地方巡回法院此前“反同性婚姻8号提案违宪”的判决，因而为该州同性婚姻合法化打开了大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常把最具争议性的判决留在本开庭期的最后一天公开，这反映了同性婚姻议题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高度敏感性。作为许多人眼中“世界上最保守的民主国家”，今日的美国已如此不同，指标之一就是有许多宗教团体已开始支持同性婚姻。华盛顿国家座堂（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教堂，裁决传来的一刻鸣钟庆祝。 最高法院的裁决虽未在宪法层面上认可同性婚姻，但在道德层面上为同性婚姻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性关系和同性婚姻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支持推翻《婚姻保护法》的肯尼迪法官在多数意见中写道：这项法律的动机源自一种侵害同性恋伴侣及其家人的欲望，贬低这种伴侣的“道德和性选择”，羞辱“成千上万由同性伴侣抚养的儿童”，因而违反美国宪法，尤其是“剥夺了受第五修正案保护的个人的自由”。 个人自由和权利如此重要，同性恋团体争取婚姻平权的进路，由争取婚姻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开始。此次审理的案件事关纽约一对女同性恋伴侣。爱迪斯·温莎（Edith Windsor）和西娅·克拉拉·斯派尔（Thea Clara Spyer）于2007年在加拿大结婚，斯派尔在2009年去世，温莎继承了她的财产。而《婚姻保护法》不允许美国国家税务局将温莎视为配偶，因而后者必须缴纳36万美元（约合220万元人民币）的税款，而异性婚姻中的配偶就不需要缴纳这笔税款。温莎提起了诉讼，去年，位于纽约的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该项联邦法律。 从这段描述，读者也许可以了解婚姻权利对于同性恋者何以如此重要。事实上，把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确属于一部分人的信仰，对传统婚姻和家庭的定义是许多人据以决断自己人生道路的伦理和道德原则。但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假如任由这样的信仰决定法律，假如对于信仰和价值观的垄断导致一部分人成为二等公民—比如，同性婚姻下的个人没有异性夫妇的联邦社保、休假，同性恋军人的配偶无法享受军人家属福利—最高法院9人法官中的多数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制止。 由于两项裁决涉及联邦与州的关系、平等权利以及正当程序等一系列因素，而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又占多数，对于同性恋平权团体，这是一项来之不易的胜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支持同性婚姻（CNN调查由2007年的40%上升为2013年的53%），但纵观最高法院历史，大法官们的裁决很难说是随民意变化来翻动的—既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此次裁决公布后《纽约时报》调查显示，2/3受访者认为大法官过于受个人政治观点左右），也要考虑社会氛围的变动，既要考虑判案先例和司法连续性，也要考虑宪法法院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 举例来说，此次投票赞成推翻《婚姻保护法》并撰写多数意见的肯尼迪法官是保守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谨奉教规。但整整10年前的2003年6月26日，他作为劳伦斯诉德克萨斯案中的关键票，裁定“禁止同性性行为”的州法律违宪，并指出“人们不能单凭内心信仰，就认为宪法应该指引所有人的行为”。这显示，司法理念仍是法官决断最重要的依据。 同样，持自由派观点的金斯伯格法官被誉为美国司法界女权运动的先驱，一生为妇女的法律平等权利而奋斗。但是，她并不认同1970年代最高法院赋予妇女堕胎权利的罗伊诉韦德案中的某些理论，也不认为在联邦层面试图一次性解决妇女堕胎的相关法律问题是对待文化争议的最佳方案—金斯伯格认为，正是因为罗伊案不是一个一个州打官司，而是一次性打到了最高法院，导致了那些反对宪法赋予妇女选择堕胎权利的力量迅速集结和反扑，让妇女取得的法律权利出现反复甚至倒退。因此，对于持进步主义观点的社会运动来说，打官司是手段不是目的，要在争取弱势群体平权事业上取得突破，自下而上的教育、动员、倡导、抗争是运动的最主要手段，草根团体和个人依然是最主要的争取权利主体。 在我看来，美国最高法院此次作出有利同性婚姻平权的判决，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它反映了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与精英（尤其是司法精英）观点的良性互动，稳定的司法体系对于敏感社会议题的小心处理，最主要的，在现有民主制度设计中，如何防止多数人（此案中是作为霸权的异性恋观点）的暴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