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届政府履新百日之际，国际投行巴克莱资本创造了一个新词—“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并引起各界热捧。 将一国领导人的名字和经济学联系在一次的做法并非孤例，近有旨在扭转长期困扰日本的通缩状况、重启经济增长“安倍经济学”（Abeconomics）；远有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带领美国成功走出“滞胀”困境，创造了全球经济的“大稳健”时代。可以看出，这几个新造词语的出现，其背景都是一国面临经济困局，新任领导人上任带来革命性的经济政策变化。
“李克强经济学”亦是如此。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选择了有别于上一届的政策路线，其关键的经济政策框架由三大支柱搭建：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 逐一分析之。“结构性改革”是上届政府也一直强调的，若不看改革具体内容，似无太大新意；而前两项则是明显区别于上届政府执政思维。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紧急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固然保住了一时之增长，但也被很多观察人士认为造成了信贷规模膨胀，流动性泛滥。而“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两项，显然是直接着眼于解决过往的弊端。其出发点是，政府主导投资的刺激政策不可持续，与其维持旧有的经济模式而延缓病症发作，不如早下药早治疗。 假如巴克莱“三大支柱”的观察准确，则“李克强经济学”与“里根经济学”不无相似之处。里根经济政策的三个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强调限制政府的权力，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供给经济学”要求充分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货币主义”主张通过稳定货币发行遏制通胀。而中国新一届政府多次强调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分工；在金融层面，虽然从CPI指数看中国并无明显的通胀迹象，新一届政府也表明要继续稳健的货币政策。 然而，在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进行政策转向，无疑将面临种种挑战。六月下旬以来的“钱荒”即是一例。正如有论者指出，钱荒的根源是过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形成了一种政策惯性的预期；而央行等宏观调控当局则着眼于去杠杆化，消弭金融风险，没有按照市场预期进行操作，最后导致一场影响远超出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紧缺风波。 更严峻的考验则是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背景下，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城镇化等同于新一轮投资刺激的“机遇”。这无疑与“无大规模刺激计划”的“李克强经济学”正面相撞。我们不难察觉围绕城镇化路径而发生的冲突。 被喻为“最高规格”会议的全国城镇化会议召开时间原定于今年四月，但一再推迟。据分析，原因可能是高层对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划不满意。六月底，一份题为《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终于由发改委呈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有不少委员痛批目前的城镇化“贪大求快”。 应当说，这种批评是击中要害的。据报道，一些地方新一轮的“造城运动”已经借城镇化之机动土。另外，随着城市轨道项目审批权的下放，轨道交通将迎来建设潮。仅在当前，已批准建轨道交通的城市就达36个，到2020年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 “李克强经济学”号准了中国经济的脉，但药方能否剂剂服到位，则需经受住利益博弈的考验。第一道大关，即是被寄予厚望的新型城镇化。 实际上，在思路正在明晰，落地遭遇困难的时候，提炼“李克强经济学”还为时尚早，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